尼古拉斯·欧文（Nicholas Owen）为我们介绍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后者的职业生涯跨越了国际发展、央行业务等领域，并在社会契约方面撰写过多篇文章

经济学家米努什 • 沙菲克在过去三十年的重大国际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并不只是靠运气实现的。直到现在，她也在为此努力奋斗。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沙菲克作为一名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毕业生进入世界银行，开始从事东欧地区的相关工作。在2000年代中期的“让贫困成为历史”运动期间，她领导了影响巨大的英国国际发展部开展了相关工作。

在2009至2010年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她在IMF负责该机构在若干主要动荡国家开展了工作。在2010年代初“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抗议期间，沙菲克负责了IMF在中东地区的相关规划。她曾担任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在英国脱欧公投的动荡时期，管理着该行5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而现在，花甲之年的沙菲克担任着坐落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女校长之职——而此前，她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执掌六年。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经济学家，其职业生涯涵盖了国家政策制定、国际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业务和顶级学术领袖等方方面面。她获得的荣誉包括：因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被任命为英国上议院女男爵和封号，以及当选英国学院的院士。

沙菲克出生于埃及，在美国南部长大。与她相熟的人说，她罕见地具有多个品质，包括坚韧的思想、极高的智慧、坚强的勇气和左右决策者的天赋。

当沙菲克还是一名年轻经济学家时，她就能将她的智力与非凡的同理心与政治智慧相结合，并因此脱颖而出——现任贝索斯地球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 • 斯蒂尔（Andrew Steer）如是说。1992年，他曾请她参与了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小组的合作。“你不能仅通过做好分析来说服政府改变政策，”他说。

“你需要政治智慧来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努力进入他们的头脑，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问题，”斯蒂尔说。“米努什在这方面非常擅长。”沙菲克在36岁时成为世界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行长。

欧央行行长、前IMF总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曾谈及她细心和包容的领导风格。二人在2010年代初一起共事了三年，当时，沙菲克是拉加德的一位副总裁。

“米努什是东西方的微妙结合——她不仅是埃及人，也是欧洲人、英国人、美国人，”拉加德说。“她为他人——尤其是女性——提供支持，当他们应得的时候。她不会容忍愚蠢之人，但会给每个人一个机会。”

在她2021年的著作《我们彼此欠什么》中，沙菲克呼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应考虑到改变社会的人口与技术变革。她提出了一个更强大的“安全和机会架构”，而这是通过分担风险和投资于民的方式实现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不同的制度，我们将要求人们做的更多，同时也为他们投入更多，”她说。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收入下限，同时推出工作激励措施，提供与预期寿命挂钩的、可转移接续的养老金，推出终身教育和再培训，以及在儿童早期实施干预、确保机会均等。

作为世界顶尖大学的领导者，沙菲克表示，她担心取消文化现象可能会扼杀丰富大学生活的自由思辩活动。“大学的意义在于接受智力上的挑战，同时面对不同的见解，”沙菲克说。她主张在法律范围内实现言论自由。她表示，在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没有人因发表可能冒犯某些人的观点而被禁言——她为此深感自豪。

与此同时，沙菲克担心，作为社会，我们已经失去了文明对待分歧的能力。她认为，大学必须教会人们进行艰难的对话。“正是通过倾听，你能够学习、建立共识，并作为一个群体向前迈进，”她说。

1966年，当她四岁时，沙菲克和她的家人逃离了贾迈勒 • 阿卜杜勒 • 纳赛尔总统（Gamal Abdel Nasser）治下的埃及前往美国，首先定居在美国南部的佐治亚州萨凡纳市。只有她的父亲（一位科学家——他的家产被埃及政府查抄充公）会说英语。每天早上，她的母亲都会一边流泪一边查看邮箱，期盼着来自家人的消息。

一家人很快就学会了英语。一位好心的邻居建议沙菲克母亲为邻里的儿童们举办水池派对，以此结交朋友。在这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这段经历使沙菲克对社会流动性、对决定一个人起点与终点的因素形成了兴趣，而这种兴趣持续了许多年。“我的家庭经历了社会地位的上升和下降，”她说。

大动荡

沙菲克的童年正逢美国社会与政治的一段重大动荡时期，包括了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和水门事件。沙菲克一家曾在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不断搬迁，而她已记不得乘坐公共汽车去了多少学校——这不仅因为她曾多次搬家，也是因为当局曾试图平衡教室里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数量。

“所有这些都使我对政治、政策、国际关系和平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她说。“它们对我日后的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几岁时，她曾在埃及短暂逗留；此后，她获得了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政治学学士学位。她还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主席、著名气候经济学家尼古拉斯 • 斯特恩（Nicholas Stern）表示，他记得1980年代中期沙菲克在攻读硕士学位时见到过她。当时，斯特恩和沙菲克曾作为师生代表团成员，与伦敦大学的校长安妮公主会面。大约35年后，二人再次见到了这位公主。斯特恩指出，他们在社会流动方面产生了鲜明的差异：“米努什已经从学生变成了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但我还是教授，公主殿下还是公主。”

沙菲克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和华盛顿度过的。她于2002年在华盛顿与科学家拉斐尔 • 乔文（Raffael Jovine）结婚，育有一对双胞胎，并成为了三个孩子的继母——所有这些都是在无作无休的一年中完成的。直到今天，她还会经常访问埃及——那是她母亲的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家庭。令沙菲克感到沮丧的是，由于糟糕的政治和不力的经济政策，再加上内部冲突和外部干预，中东地区未如预期那样成功。

在1990年代，沙菲克在世界银行工作。当时，以色列与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在推进奥斯陆和平进程，期间沙菲克经常前往中东。她曾完成了一部包含两卷的、关于经济合作可能性的著作。在2010年代，当“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席卷该地区时，她曾担任IMF的副总裁。

“那两次，一开始人们都非常乐观，但最终都十分失望，”沙菲克说。在以色列总理伊扎克 • 拉宾（Yitzhak Rabin）被一名右翼极端分子暗杀后，奥斯陆和平进程崩溃了。“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愿望在反革命和内战中黯然失色。 

中东地区普遍希望更好的领导人就位。对沙菲克来说，该地区若要实现更繁荣的未来，最大的希望在于扭转议会、法院、央行、民间社会和自由媒体独立性持续下降的趋势。“从长远来看，对该地区前景真正意义重大的是强有力的体制，”她说。“这种体制能让领导人都按照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式行事，不论他们是什么样的。”

然而，她对中东地区的年轻人、其非凡的历史以及其巨大的潜力充满信心；她指出，当各国奉行明智的政策时，它们就能实现繁荣。“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经济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中东北非地区，”她说。

立法的里程碑

沙菲克曾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工作了七年。2008年，她出任该机构的常务秘书（为其最高级别的公务员）。期间，她负责推动立法工作，将至少0.7%的国民总收入用于官方发展援助。这相当于每年约200亿美元的预算。

“当时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她说，“因为英国国际发展部不仅为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而且对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予以了关注。它还领导了整个国际体系，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调动了资源。”

苏马 • 查克拉巴蒂（Suma Chakrabarti）是沙菲克在英国国际发展的前任，他将沙菲克的成功归功于她对如何鼓励他人的理解,以及如借此为急需的改革提出构想。他表示，沙菲克利用她的这些技能，为发展中国家以及她供职过的每个机构都带来了变革。

全球发展中心主席马苏德 • 艾哈迈德（Masood Ahmed）曾与沙菲克一起在世界银行、IMF和英国国际发展部工作，担任多个职务。“她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她的人性和真诚，”艾哈迈德说。他说，沙菲克还有一个能力，即以不冒犯对方的方式传递强硬的信息。“她丰富的同理心使她能够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将信息与传递对象区分开来。”

在沙菲克离开英国国际发展部近十年后，英国首相鲍里斯 • 约翰逊（Boris Johnson）将该机构并入外交部，并弱化了援助承诺。她说，英国国际发展部的成功源于其明确的目标：减少世界贫困。在外交部及其地缘政治、贸易和其他目标下，该机构的这一目标已不复存在。她表示：“国际发展部曾经提出的观点与手段，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被人们深刻怀念。”

可以说，当前的国际体系及其机构正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援助预算被削减；俄乌战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威胁削弱多边组织；利率上升正给负债累累的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压力。

“自冷战以来，国际组织的外部环境从未如此艰难，”沙菲克说。她强调，各国必须继续为国际合作开辟空间，特别是在气候问题、大流行病防范、维护金融稳定等全球公共品方面。她说：“当双边渠道无法良好运作时，提供一个平台、让各方就这些全球性问题进行对话就变得更为重要。”

脱欧分歧

沙菲克在英格兰银行的三年，恰逢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她说，她记得在凌晨4点走进一个挤满人的交易室，看到屏幕上亚洲市场开盘时英镑下跌。

英国脱欧时期，各界的分歧十分严重。英格兰银行曾清醒地指出，脱欧公投可能对经济造成自我伤害，而这使主张英国脱欧的人们则指责该机构参与了“恐吓计划”的阴谋。沙菲克承认，英格兰银行试图通过严谨的经济分析为讨论提供信息，但“并不完全成功”。她说，归根结底，这次公投关乎的更多是政治问题。

她认为，英格兰银行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应急计划——无论政治结果如何，其都将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当伦敦市场开市时，我们能够对外表示：如果任何机构需要，我们都可为其提供流动性便利，”沙菲克说。“而且，由于我们做好了准备，且能够让市场放心，因此实际上并不需要提供任何支持。”

沙菲克于2017年离开了英格兰银行，进入学术界工作。在她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期间——也就是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沙菲克完成了 《我们彼此欠什么》一书。书中，她呼吁重新思考社会契约。如果她在今天撰写这本书，其内容会有什么不同吗？她回答说，唯一的变化将是增加一章关于国际社会契约以及如何予以完善的内容。

令许多人惊讶的是，一个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人，竟会写一本关于国家社会政策的书。但沙菲克说，她认为只有当国家的社会契约具有公正性时，人们才会支持一个更加合作的全球体系。

“人们必须相信，他们所处社会中的机会架构是公平的，这将使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加慷慨。”

尼古拉斯 • 欧文(NICHOLAS OWEN) 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