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境变化而质疑自己的观点，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经济学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已有大量通常不明显的理论上的理解，以及细致的、有时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这个专业知道并理解很多事情。然而今天，我们有些混乱。我们没有集体预测到金融危机，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因为过于狂热相信市场、尤其是我们对金融市场的结构和影响的理解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透彻，促成了这场危机。。诚然，最近的宏观经济事件不同寻常，专家们争吵不休，他们的主要共识是其他人犯了错误。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上曾互相指责对方的工作，这让那些认为把事情做对了才能获奖的科学奖得主大为震惊。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最近发现自己正在改变想法，对于一个从事经济学工作半个多世纪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过程。我将谈到一些实质性的话题，但我首先要谈一些一般性的缺点。其中不包括在一些辩论中已经司空见惯的腐败指控。即便如此，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经济学家们也可能被指责为在资本主义目前的运作中拥有既得利益。我还应当说，我写的是一个（也许是模糊的）主流经济学家，但还有很多非主流经济学家。

• 权力。强调自由、竞争性市场和外生技术变革的优点，可能会分散我们对权力在设定价格和工资、选择技术变革方向以及影响政治以改变游戏规则方面的重要性的关注。如果不对权力进行分析，就很难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不平等或其他很多东西。
• 哲学和伦理学。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甚至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些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了对伦理和人类福祉构成的思考。我们是注重效率的技术官僚。我们很少接受关于经济学目的、幸福的意义（福利经济学早已从课程中消失）或者哲学家对平等的看法的培训。当遭遇压力时，我们通常会诉诸一种基于收入的功利主义。我们经常将幸福等同于金钱或消费，而忽略了对人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在当前的经济思想中，个人比家庭或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 效率固然重要，但我们把效率看得比其他目的更重要。许多人赞同罗宾斯（Robbins）对经济学的定义，即研究如何将稀缺资源配置于相互竞争的用途的学科；或者赞同更强有力的版本，即经济学家应当关注效率，而将公平留给其他人——政治家或行政管理者去关注。但这些其他人往往无法做到，因此，当效率伴随着向上的再分配（尽管不是必然的，但经常如此）时，我们的建议只不过就是一张掠夺的许可证罢了。凯恩斯曾写到，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协调经济效率、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我们擅长提高经济效率，而经济学中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不断推动个人自由，只有社会正义可能成为“马后炮”。在左翼经济学家接受了芝加哥学派关于遵从市场的立场——“我们现在都是弗里德曼主义者”——之后，社会正义开始屈从于市场，对分配的关注被对平均水平的关注取代，而平均水平通常被荒谬地描述为“国家利益”。
• 实证方法。计量经济学中的可信性革命是对通过断言识别因果机制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这种断言经常引起争议，有时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但目前批准的方法、随机对照试验、双重差分法或断点回归设计的作用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局部效应上，而远离可能重要但作用缓慢且具有长期和可变滞后量的机制。历史学家了解偶然性以及多重和多向因果关系，他们往往比经济学家更善于识别那些看似合理、有趣且值得思考的重要机制，即使它们不符合当代应用经济学的推理标准。
• 谦逊。我们常常过于确信自己是对的。经济学拥有强大的工具，可以提供明确的答案，但这些工具需要的假设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认识到几乎总是存在相互竞争的解释，并学习如何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件好事。

改变看法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人一样，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工会是一种妨碍经济（通常是个人）效率的麻烦，并希望它缓慢消亡。然而时至今日，大企业对于诸如工作条件、工资和华盛顿的决策等方面拥有太多权力，与企业说客相比，工会目前几乎没有发言权。工会曾经帮助会员和非会员提高了工资，在许多地方，工会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劳动人民争取到了在工作场所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层面的政治权力。工会的衰落导致了工资占比的下降、高管与工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社区遭到破坏、民粹主义抬头。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最近指出，技术变革的方向始终取决于谁有权作出决定；工会需要参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决策。经济学家对于将技术变革作为普遍致富工具的热情支持不再站得住脚了（如果曾经站得住脚的话）。

我更加怀疑自由贸易对美国劳动者的好处，甚至怀疑自己和其他人过去曾经提出的论断，即全球化在过去30年里大幅减少了全球贫困。我也不再捍卫“全球化对美国劳动人民造成的损害是为全球减贫付出的合理代价”这一观点，因为美国的劳动者比全球穷人要富裕得多。我认为，印度的减贫与世界贸易关系不大；如果中国的政策能减少该国的国民收入储蓄，从而使其制造业的增长更多地被国内吸收，那么中国的减贫可能会对富裕国家的劳动者造成更少的损害。我还严重低估了我对在国内外劳动者之间进行利弊权衡的道德判断。我们当然有责任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但我们对同胞负有更多的义务，而对其他人，我们并不负有这些义务。

我曾经赞同经济学家们几乎达成的一项共识，即移民到美国是一件好事，对移民者来说有很大的好处，而对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来说成本很少或没有成本。我不再这么想了。经济学家对此看法并不一致，受到了计量经济学设计的影响，这些设计也许是可信的，但往往取决于短期结果。过去一个半世纪的长期分析描绘了另一种情况。美国在开放时，不平等程度很高，而在关闭边境时，不平等程度低得多，在《哈特-塞勒法案》（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颁布后，随着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回升到“镀金时代”的水平，不平等程度再次上升。有人还煞有介事地辩称，如果工厂主能够雇用到他们想要雇用的欧洲移民，那么数百万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农村向北方工厂的“大迁徙”就不会发生。

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更多地接触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想来受益，就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样。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可能因此受益。

安格斯 • 迪顿（ANGUS DEATON）是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经济学和国际事务名誉教授。他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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