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需要更谦逊的态度、更好的历史感和更大的多样性
经济学这门学科对彻底变革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人类面临生存危机,而地球健康和环境挑战成为了人们的重大关切。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经济已经步履蹒跚,脆弱不堪;随后的经济复苏暴露了收入和资产方面以及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方面存在严重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日趋恶化。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导致社会可能很快就会功能失调、以致于无法居住的地步。所有这些都需要具有变革性的经济战略。然而,这门学科的主流仍墨守成规,仿佛在边缘修修补补、做些微小的改变就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眼下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关于经济运作方式和政策影响的许多公认的经济智慧,说得好听点是具有误导性,说得不好听是大错特错。几十年来,这门学科内一个重要而强大的游说团体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兜售了半真半假的言论甚至谎言。这些关键问题包括: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是否可以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高效”运作;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和分配有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和放松工资管制对就业和失业有何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模式如何影响生计和经济多样化的可能性;私人投资如何应对税收减免和补贴等政策激励措施以及财政赤字;跨国投资和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模式造成了哪些生态破坏;是否真的需要规定更严格的知识产权来促进发明和创新;等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原罪可能是将权力概念排除在话语之外,这实际上强化了现有的权力结构和不平衡。而潜在的条件却被忽略或掩盖,这些条件包括:资本的力量比劳动者的力量更强大;对自然的不可持续开发;通过社会劳动力市场细分对劳动者实行差别待遇;私人滥用市场力量和寻租行为;利用政治权力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推动私人经济利益;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分配影响。人们对将GDP作为进步衡量标准的深刻而持续的担忧被忽视了;尽管GDP在概念和方法上存在许多缺陷,但它仍然是一个基本指标,只是因为它已经存在。
不愿面对的真相
与此相关的是,人们倾向于淡化假设对于得出分析结果和在政策讨论中提出这些结果的关键意义。大多数主流理论经济学家会辩称,他们已经远离了早期的新古典假设(例如,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和充分就业),这些假设与任何地方的实际经济运作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些假设仍然存在于或明或暗地支持许多政策处方的模型(包括关于贸易和产业政策或“减贫”战略的模型)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该专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不同的方式(包括通过所谓的顶级期刊以及学术和专业就业的严格管制)强化了这一主流。这些压力和激励使许多最聪明的人从对经济的真正研究(试图理解经济的运作方式和对人们的影响)转移到只能称为“琐碎追求”的问题上去。许多顶级学术期刊发表了深奥的文章,这些文章仅仅通过放宽某个模型中的一项小假设或使用略有不同的计量经济学检验来增加价值。那些更难建模或者会产生难以忽视的真相的因素则直接被排除在外,即使它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现实。基本制约因素或结果被表述为“外部性”,而不是要解决的条件。经济学家主要是相互交流,然后简单地说服政策制定者接受他们的研究结果,而很少被迫质疑这种方法。
因此,对于那些必定复杂(受到许多不同变量的影响)且反映出历史、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经济力量,他们并没有根据这种复杂性来进行研究。相反,这些力量被压缩到数学上易于处理的模型中,即使这与经济现实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平心而论,一些非常成功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对这种趋势进行了抨击,但迄今为止,对这个专业的守门人几乎没有影响。
等级制度和歧视
该学科内部实行严格的权力等级制度,这就抑制了另类理论、解释和分析的出现和传播。这些与其他形式的歧视(性别、种族/族裔、地域)相结合,将其他观点排斥在外或边缘化。地域的影响很大:在声望、影响力以及决定学科内容和方向的能力方面,这一主流学科完全由北大西洋地区、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主导。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拥有的大量知识、见解和对经济分析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忽视,因为存在一种隐含的假设:“真正的”知识起源于北方并向外传播。
对其他学科的傲慢是一个主要的缺点,例如缺乏强烈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应当渗透到当前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分析中。最近,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以及“推动”诱导某些行为的做法出现,经济学家涉足心理学已成为一种时尚。但这往往也是脱离历史的,没有认识到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例如,在发展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的“虫眼”随机检验与从研究进化过程和宏观经济趋势转向关注微观经济倾向有关,后者有效地抹去了影响经济行为和反应的背景和环境。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潜在、有深刻问题的基础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很少有当代经济学家试图对自己的方法和工作进行哲学评估。
这些缺陷极大地削弱了经济学,毫无意外地降低了经济学在广大公众中的可信度和合法性。这门主流学科迫切需要更谦逊的态度、更好的历史感以及对权力不平等的认识,还需要积极鼓励多样性。显然,经济学如果真的要变得足够重要和有用,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就必须做出很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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