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本世纪后期，全球人口下降可能会对人类进步造成威胁，不过，其也可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几十年来，全球生育率持续下降，目前已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尽管目前世界人口已超过80亿，到2050年可能突破100亿大关，但由于生育率这一最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在下降，人口增长的势头正在逐渐减弱。未来25年里，东亚、欧洲和俄罗斯的人口将显著减少。

这对人类的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尚不明确。一方面，一些人担心生育率下降会阻碍经济发展，因为劳动者、科学家和创新者会越来越少。这可能会导致新观念匮乏和长期经济停滞。此外，随着人口减少，年长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往往会上升，这会给经济带来压力，并对社会安全网和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

另一方面，儿童越来越少以及人口规模缩小，意味着住房和儿童保育支出需求也将减少，从而能够腾出资源另作他用，如开展研发活动和采用先进技术。生育率下降能够促进更多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增加储蓄以及积累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人口减少也可能减轻与气候变化、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相关的环境压力。

显然，政策制定者在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趋势时面临着关键抉择。应对措施可包括：采取措施鼓励生育，调整移民政策，扩大教育，以及努力鼓励创新。随着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即将到来的人口减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挑战，但也带来了潜在机遇。

生育率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1950年全球的总生育率为5，这意味着全球女性平均在育龄期内会生育5个孩子。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维持全球人口长期稳定的总生育率2.1这个基准水平。再加上死亡率较低并不断下降，全球人口在半个多世纪内的时间里增加了一倍多，从1950年的25亿增加到2000年的62亿。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全球生育率已降至2.24，预计到2050年左右将会降至2.1以下（见图1）。这标志着世界人口最终将出现萎缩，据该联合国机构预计，全球人口将在2084年达到103亿的峰值。预计2050年，全球人口将介于89亿至逾100亿之间，生育率在1.61至2.59之间。

这些生育率和总人口趋势适用于世界大部分地区。在2000年至2025年期间，不论是从联合国划分的各个地区来看，还是从世界银行划分的各个国家收入组别来看，生育率均有所下降。未来25年，这一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预示着未来全球人口将会减少。

但也有例外情况，非洲和其他大陆上的一些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仍然为4或4以上。随着其他地区人口数量减少，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可能会从2025年的19%增加到2050年的26%。 

在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中，人口减少的速度正在加快。在接下来的25年里，有38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很可能会出现人口下降，而过去25年里，这类国家的数量为21个。在未来的25年里，人口减少最多的国家将是中国（减少1.558亿）、日本（减少1,800万）、俄罗斯（减少790万）、意大利（减少730万）、乌克兰（减少700万）和韩国（减少650万）（图2）。相对而言，摩尔多瓦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年均人口下降率最高，为0.9%；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立陶宛为0.8%；拉脱维亚和乌克兰为0.7%。

生育率低于2.1和人口减少之间的联系并非绝对。例如，在2000年至2025年间平均生育率低于2.1且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的21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通过移民扭转了人口减少的趋势。

近期以及未来预测的人口下降模式，在性质和程度上通常与历史上的重大人口减少事件有所不同。这些人口减少的案例并不主要源于人们的生育选择，而是大规模移民和“马尔萨斯死亡率冲击”，如饥荒、种族灭绝、战争和流行病。当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口前景将反映出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后持续三年战争造成的影响。

先前的人口减少事件在持续时间和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在1346年至1353年的黑死病期间，西欧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黑死病（即淋巴腺鼠疫），相当于平均每年人口下降4%或更多。相比之下，本世纪人口减少最快的国家摩尔多瓦自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人口仅下降约1%。

低生育率还引发了一个与之相关的现象：人口老龄化。这加剧了人口下降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面临的挑战。2025年至2050年期间，在人口下降的国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几乎会翻一番，从17.3%增至30.9%。而在未出现人口下降的国家，该年龄组人口的比例将从3.2%增加到5.5%。

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

低生育率和人口减少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生人口的减少及人口规模的缩小自然意味着劳动力、储蓄者和消费者越来越少，这可能会导致经济收缩。

研究人员、发明家、科学家和其他创新思想源泉的短缺，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在2022年的一篇论文中中指出，低生育率的影响包括新想法数量的减少，这可能会扼杀创新并导致经济停滞。

与此同时，伴随着低生育率和人口减少，通常会出现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的现象，这也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年轻人倾向于推动创新。而年长者的工作和储蓄比年轻人少，而且由于其长期护理需求以及在健康和经济保障方面的支出，他们给壮年劳动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缓慢或下降，可能意味着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减弱。例如，一些历史学家将法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归因于法国已婚夫妇早期广泛使用避孕措施导致的低生育率和缓慢人口增长。

经济机遇

尽管如此，也存在着与之相反的一些因素。儿童数量减少和人口规模缩小，意味着在住房和育儿方面的支出需求降低。这些资源可以被重新分配，用于开展研发活动、采用先进技术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生育率下降还可以提高人们（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储蓄和资本积累，由此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现象曾在二战后“婴儿潮”结束后出现，并在许多国家推动了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高达2至3个百分点。

在决定一个群体的知识创造和创新能力方面，其效率特征比其规模大小更重要。健康且受过良好教育人口的数量代表了推动知识进步、决定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奥德·盖勒（Oded Galor）在其著作《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指出，生育率的下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人力资本形成并带来长期的繁荣。

如果人口下降能减少土地、空气和水污染，减轻气候变化、森林砍伐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压力，那么它还可能提高社会福利。

适应和结构调整

政策制定者应在何种情况下尝试解决生育率下降问题？他们又应采取哪些措施？

这些都是难题。经济随人口变化而扩张或收缩，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不管怎样，有效的生育政策极难实现。出生率下降可能只是社会偏好的一种明确表达，我们要做的或许只是接受它。问题在于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如人均GDP下降、创新和增长停滞，以及为老龄人口提供支持方面的挑战。

这些威胁已经促使一些面临生育率下降或偏低的国家采取措施来稳定或提高出生率。韩国最近报告称，该国九年来首次出现了生育率的上升。中国废除了独生子女政策。日本推出了灵活的工作安排。一些欧洲国家正在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以确保具有可持续性。

政策制定者可以出台一系列家庭友好政策来鼓励提高生育率，尽管更多的儿童会给家庭自身带来经济压力，而且劳动力的增加需要20年才能实现。这些政策可争取让人们在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这些政策可能包括对较大家庭实行税收减免，出台更长、更灵活的育儿假政策，提供公共或有补贴的私人儿童保育服务，以及对不孕症治疗提供补贴。

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改善也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创新能力。这将使社会能够在工作中创造更多价值，提升个人和社会的福祉。

退休政策的调整（如提高退休年龄）可以消除延长工作年限面临的障碍，在防止劳动力缩减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将其与低生育率和人口减少相关的政策相结合，可能比单独实施更加有效。对青壮年的健康和教育进行大力投资，可以使人们充分保持健康且得到良好培训，从而在达到传统退休年龄之后仍能高效工作。

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特别是数字化、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兴起。虽然这些工具潜力巨大，但它们的演变发展不仅会影响可得工作的类型和工作形式，还会改变劳动者之间的社交互动方式。这也可能对生育率水平和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从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到本世纪的人口下降，世界人口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生育率持续急剧下降是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同时，年长人口数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位。关于这些人口形势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政策制定者应当密切关注与之相关的新证据和全球讨论。政策制定者可能不愿接受其全部后果，但至少能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助理拉维·萨杜（Ravi Sadhu）也对本文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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