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央行的菲利普·雷恩（Philip R. Lane）谈采取措施让欧元区通胀重回目标水平的重要意义

当前，欧央行正处于抗击通胀的最前线。为将欧元区的通胀率从去年10月份超过10%的高点拉回到2%的设定目标，政策制定者已将利率上调至15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预计今年通胀将趋于缓和，但欧洲经济增速放缓、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政府在高利率时代面临巨额债务融资的难题，都使得货币政策持续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 • 雷恩（Philip R. Lane）在接受《金融与发展》高级编辑尼古拉斯 • 欧文（Nicholas Owen）的采访时表示，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能源危机逐渐减弱，政府应开始逐步减少对消费者的财政支持。他强调了引导通胀预期回归目标水平的重要性，探讨了央行缩表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从过去一年的货币政策中可以吸取的教训。

《金融与发展》：欧洲通胀率在攀升至40年来的最高点后，目前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对欧元区的经济前景而言，货币当局成功将通胀预期恢复到2%的目标水平有多重要？

菲利普：对于央行而言，最坏的情况是通胀长期处于高位，导致公众对其在中期维持物价稳定的能力（实践中是指维持2%的通胀目标）丧失信心。一旦公众认为通胀会长期居高不下，这种预期就会被反映在价格和工资设定上，并进一步助长长期通胀。因此，货币政策必须明确立场，确保通胀及时回归到2%的目标水平。这一点在过去一年中尤为重要，因为此前货币政策多年以来一直针对的是持续低于目标的通胀。因此，我们正逐步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足够紧缩的态势，以确保通胀回归目标，长期通胀预期一直保持锚定。

《金融与发展》：政策制定者能从这波通胀冲击中得到哪些启示？经济学家过去普遍预期价格压力不会长期存在。若当时预测通胀会持续，是否应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

菲利普：这波通胀冲击毫无疑问将在未来许多年内得到广泛研究，目前我只能做非常简单的回答。同时，需要承认的是，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激增是两股巨大且不对称的冲击力量，这种情况下，其注定在最初时就形成高通胀。至于欧央行和其他央行是否应该更准确地估计这波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这当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对内外批评持开放态度。过去一年，央行逐步退出了量化宽松计划，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多次加息，累计幅度较大。未来几个月内，央行还需要密切关注货币政策的执行和效果，并不断从中学习。

《金融与发展》：您认为欧央行缩表是否会给欧元区存在大量融资需求的政府带来问题？一些负债累累的政府已经习惯于轻松地向欧央行出售债券。

菲利普：这些计划一直以来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长端收益率帮助实现货币宽松，避免整体经济长期低于通胀目标的情况，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政府融资。现在要从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开始量化紧缩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在最近几个月看到，利率回归常态意味着许多机构投资者（无论是欧洲还是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者）对购买欧元区政府债券的需求很高。

关于财政政策，我们非常清楚，根据欧盟的经济治理框架，财政政策应当旨在提高经济生产率并逐步降低高额的公共债务。

当然，财政政策在保护经济中最脆弱的群体免受能源价格冲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有经济上的必要性。但我们也要强调，保护经济免受高能源价格影响的财政支持措施应该是临时的、有针对性的，并且不能破坏节约能源的激励因素。特别是，当前能源危机已经开始缓解，因此应当根据能源价格的下降情况，以协调一致的方式迅速撤销这些支持措施。

《金融与发展》：随着利率上升，欧洲家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央行是否能在缓解这种压力方面发挥作用，还是应该完全交由各国政府和财政政策来处理？

菲利普：所有家庭都会从中期物价稳定中受益。贫困人口是受持续通胀影响最大的群体。因此，欧央行应坚持将恢复2%的通胀率作为自身的第一要务，这符合我们的集体利益。我们应当优化货币政策：在实现通胀目标的同时，尽量避免对经济产出和就业造成负面影响。在分析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时，我们会密切关注利率变化对家庭的影响：不仅关注利率变化在不同时间点对借款人和储蓄者以及各个年龄群体的直接影响；同时，还会研究货币政策通过产出和就业对家庭造成的间接影响。这些影响在对利率变动最敏感的部门（如建筑业和耐用消费品行业）工作的劳动者和周期性波动较小行业工作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政府应该始终保护最脆弱的社会群体，但直接抵消利率变化冲击的财政措施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并且可能不如其他收入政策有效。

尼古拉斯 • 欧文(NICHOLAS OWEN) 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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