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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70年代，劳工活动家开始意识到，随着美国工会为其会员争取到的养老基金持续增长，假如工会能够利用这些基金蕴含的巨大金融杠杆，或许可以改变美国的资本主义，利用劳动者的投资力量来改变企业行为。劳工活动家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就连管理大师彼得 • 杜拉克（Peter Drucker）也曾经预言：“养老金资产的积累将给美国带来社会主义。”经济史学家桑福德 • M • 雅各比（Sanford M. Jacoby）在这本精彩的著作中首次讨论了美国劳工界进军资本战略的历史，解释了如此伟大的梦想为什么始终没能实现。 

通过雅各比的叙述，读者可以看到一系列障碍、矛盾和意外后果交织在一起，制约了工会的资本战略。其中一项障碍是，工会养老基金的受托人承担信托义务，即实现投资回报的最大化，保证工会会员退休生活无虞。二十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工会人数萎缩，加入工会并向养老基金缴费的雇主也随之减少，要求受托人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的压力则越来越大。由此暴露出的矛盾是：养老金领取者的利益与在职工人及工会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事实上，确保养老金领取者的退休生活有保障，这可能与劳工活动家的投资产生矛盾——无论是劳工活动家还是杜拉克本人，都没有预料到这种矛盾会如此强烈。 

雅各比笔下最有趣的故事莫过于美国最大的公务员养老基金——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遭遇的意外后果。二十世纪90年代，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制定了一整套公司治理原则，首创了劳工维权投资战略，雅各比称之为“参考书”。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和其他养老基金认为，企业经营不善，没能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都是由于企业高管全面把持着顺从的董事会。为此，这些基金集中了各方力量，共同推行“参考书”的各项原则：限制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董事会成员独立于首席执行官，提高企业融资的透明度。

雅各比表示，这种做法显然产生了正反两种效果。养老基金的维权做法并未缩小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不断拉大的薪酬差距，反而有助于改变这些高管的薪酬模式，即从领取薪水变为获得股票期权。股票期权会刺激高管实施裁员和外包，以此推高股价（和他们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养老基金拥抱了股东维权的理念，使得主导美国股市的“股东价值”观念进一步合法化。

当然，雅各比指出，金融维权也不乏亮点。一些工会（如“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通过开展“为清洁工争取正义”运动，利用劳工手里的金融杠杆实现了突破。但总的来说，劳工金融战略的成就与二十世纪70年代的宏伟梦想相去甚远，2008年的股市暴跌、大萧条、以及2010年出台的金融监管《多德—弗兰克法案》，都让人们看清了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劳动者已经为纠正社会功能紊乱奋斗了几十年，而《多德—弗兰克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想了解让金融市场为共同利益承担更多责任的紧迫性、必要性和艰巨性，这本冷静而睿智的作品无疑是最好的起点。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