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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源于危机，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没那么直接

近年来的种种事件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迫使我们所有人面对这个相互紧密相联的世界的一些固有危险。在21世纪，影响国际稳定的最大威胁似乎源自于各个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度的提升，这使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冲击都更容易演变为系统性的冲击。 

世界各地联系愈加紧密所带来的挑战是全新的么？历史驳斥了社会上的这种看法。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流感、共产主义革命、以相互竞争的贸易集团为特征的经济大萧条，以及由轴心国引发的、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地缘政治危机。 

1940年后，国际社会开始以联合国为中心建立全新的世界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多边组织持续扩张，专业分工日益明确，这些似乎标志着这些工作取得了成功。至21世纪初，制度化的多边主义的好处不证自明，基本上没有受到质疑。 

但人们眼中“国际机构能够预测并管理冲击”的观念在21世纪结束了。外界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有失偏颇，指责联合国应对乌克兰战争不力。这些指责使冷战时期的敌对战线再度出现，有人开始谈论这是一场民主与威权之间的较量。当世界将目光转向土耳其和中国，认为其可能成为结束战争的斡旋者时，1945年建立的全球秩序（以及其承载的自由主义制度）似乎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遭遇更多冲击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这将严重威胁政治稳定、社会凝聚力、经济前景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 

管理未来冲击 

在以上困境出现之前，联合国系统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挑战。联合国组织的各种问题有时会与其众多专门机构的运作混合在一起。这些问题给联合国系统带来了重蹈国际联盟覆辙的风险。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政府间机构，从许多方面来看，国际联盟都是其继任者联合国机构的先驱和基石。乌克兰战争的相关各方也是国际联盟历史的参与方，因此，在我们面对未来冲击的挑战时，这段失败的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吗？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一点是，长远的历史观告诉我们，最好不要将历史时期划分为稳定时代和危机时代，或是平衡时代和冲击时代。20世纪上半叶也并不是一个一直动荡不断的时期，冷战时期也不是一直稳定。冷战时期，世界秩序显然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决定的，而各家全球性机构则和谐地进行着监督和管理工作。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极时代同样也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复杂性。一场新的权力转移正在发生，但这并不只对中国有利。中国成为21世纪唯一主导力量的可能性并不比20世纪的美国更大。有关管理未来冲击的讨论需要聚焦于多极化的挑战，以及全球资源和力量的分配不均问题。 

更好的做法是把我们面前的问题作为动荡管理的一部分来预测，而不是孤立看待每一次冲击。这么做会鼓励我们避免将稳定与变化对立起来，而是应对二者不同的发生时点，并认识到不同类型冲击之间的关系。例如，这种做法将帮助我们认识到，目前乌克兰粮食和化肥的供给扰动将产生比战争更为持久的后果。而这一情况在1918年之后就发生过——当时美国的海外市场经历了从繁荣到萧条的快速变化，这对北美小麦价格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对美国的贸易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与之类似，两次世界大战后大量人口背井离乡，也产生了同样持久的影响。在这些战争结束后的十多年里，西方基本上忘记了仍在临时营地中流离失所的大量中欧和东欧民众。如果让波兰等国独自应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社会经济挑战，欧洲的团结将面临相当大的风险。 

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中的一个核心教训（如果不是关键教训的话）就是政治经济的绝对集中。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自由民主国家持续推动建立一套促进协调合作的全新国际准则和实践。这段共同的历史及其所产生的经验教训成为了建立新秩序的基石。这一新秩序早在1940年就开始得到了筹划。对于21世纪的外交官们来说，即使地缘政治问题在短期内占据了中心地位，他们也不应忘记这一点。 

乌克兰艺术家们正在挖掘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他们对约瑟夫 • 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文化反抗历史，正如他们正再次反抗俄罗斯帝国主义一样。这清楚地提醒我们，全球秩序不是由高层政治领导人缔造的。与以往任何一个十年相比，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特点的是：政治各界人士都围绕战争与和平的各种国际问题进行了此起彼伏的社会动员。目前支持乌克兰难民的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来自于地方基层民众的行动。最近发生的事件标志着一种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的强烈转变，即世界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追求正义的呼声，这为民众重新关注国际组织（而不仅仅是相关行动）提供了机会。现在已经涌现出了新一代的自发援助机构，他们以权威般的声音与外界沟通，可以为更广泛的改革对话设定框架并确定所使用的表述，以便为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从地方到全球 

这些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样的？全球性的新冠疫情突出了地方对全球的重要性。20世纪20年代，抗击斑疹伤寒、霍乱和结核病的斗争建立了国际科学和人道主义合作机制，即使各国之间发生战争，这种合作仍延续了下来。这些做法认识到了支持以社区为基础的地方项目（包括经济和财政支持以及更好的医疗服务）的全球承诺的必要性。这段历史在1945年催生了卫生和经济领域的全新全球治理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是全球治理实践和制度化受到挑战、解体并在新冲击之后重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次突出体现。 

从零开始创建全球治理合作机构是极其困难的。1945年，拥有多重目标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让位于各自拥有单一目标的各个联合国机构，这似乎意味着各种治理工作——卫生、粮食、金融、贸易、地缘政治、难民、气候变化——它们的分支与形式都是互相分开的。但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清楚地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未来遏制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核心是应认识到经济和社会问题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规划未来时（我们有必要这么做），我们必须同样重视难民、疾病、地缘政治冲突、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等冲击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协调多个机构和国家参与其中。管理这些冲击不能指望单个的机构，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 

至关重要的是，乌克兰战争突显了区域性机构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北约、欧盟、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在人类安全问题上应该如何相互联系？这个几十年来停滞不前的话题，现在又重被人们重新提起。如果说区域治理是关键，那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的区域性机构对全球的影响则远不明朗。正如联合国自身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路径依赖。如果地缘政治问题的回归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改革议程和采取行动的可能，那么其带来的挑战也应该是令人熟悉的（尽管这些挑战有时也令人生畏）。许多评论家都沉浸于20世纪30年代和冷战初期的惨痛教训，但在现实中，强权政治塑造并限制了整个20世纪的全球治理前景。认识到这一点代表着一个机会，因为它提醒我们，支持或反对国际合作和组织的不同观点都是为共同的困境寻求解决办法的互相竞争的尝试。乌克兰战争清楚地表明，对所有国家领导人来说，国际关系是他们控制能力最为薄弱的领域。矛盾的是，虽然战争标志着对话的失败，但它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即有效的制度化合作和外交政策十分重要。 

外交政策必须聚焦于当前的挑战，即确保和平、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同时解决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安全需求，但这对国际法和国际机构声誉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起诉战争罪是公众辩论的焦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长期制裁后重新开放国际贸易。协约国对同盟国的封锁促进了保护主义法律工具的出现，其直至20世纪60年代一直阻碍了世界贸易的复苏。事实证明，保护主义之所以持续存在，不仅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繁荣和萧条，还因为以英美为代表的战胜国起草的自由贸易规范和实践被认为是极不公平的。虽然和平条款要求德国和奥地利变为完全的自由贸易，但《巴黎和约》中同样的最惠国法律条款还包括了英美在法律上强化自身贸易保护的条款。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和奥地利的民众认为协约国为自己制定了一项特殊协议，这损害了协议的合法性，也损害了1919年签署协议的民选政治家的声誉。这提醒我们，虽然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但合作的意义却并非显而易见。我们必须对关于秩序和治理的不同观点保持开放态度。 

最后，值得记住的是，虽然奥地利和德国在1919年后出现的国际体系批评者们对和平条款感到不满，但两国也是通过国际联盟机制对此提出了质疑。只有当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其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还是一个边缘团体）选择挑战国际联盟并与日本、意大利结盟，而英国和法国因希望避免战争再度爆发而与之苟合时，国际联盟机构和全球秩序才面临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挑战。寻求援助乌克兰的盟友必须参考和运用国际法以及体现国际法的组织，同时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如果像1938年尼维尔 • 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慕尼黑所做的那样，在上述组织之外匆忙解决问题，可能会给全球秩序以及和平前景带来致命打击。 

动荡会使个人、机构和国家发挥出极限的潜能。历史表明，这通常会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创造出一种合作的全新模式，进而推动创造、多元与变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面临世界动荡的挑战，即便我们并不总是乐观，但我们要有明确的目标与坚定的决心。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