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0年前的第一次全球化为如今的经济民族主义转向提供了启示

第一次全球化充斥着各种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约60年里，尽管美国、德国、俄罗斯、法国和日本这些日益崛起的保护主义帝国不断筑起关税壁垒，全球贸易仍得到了迅速发展。虽然市场一体化日益加深，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战却更加频繁。这些矛盾正是当时主导工业化世界的自由贸易与经济民族主义激烈辩论的核心。

当今新出现的经济民族主义，令人不安地与第一次全球化如出一辙，而且其自身蕴含着更多的矛盾。2008年至2009年经济大衰退之后，民族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成为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然而，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之高超乎想象，这得益于科技奇迹——这种情形就连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想象中都无法企及。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贸易自由化似乎已成为全球化运动的代名词。19世纪中期，英国引领了自由贸易风潮，其自由党成功废除了《谷物法》。这些针对外国谷物的保护性关税惠及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却迫使工人阶级贫困群体为维持生计支付更高的费用。英国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向公众阐述了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即取消谷物关税将为涌入工业中心的饥饿群众开启食物廉价丰盛的全新时代。

他们还提出，若英国的帝国竞争对手也开放其市场，一个和平而繁荣、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完全可能实现。毕竟，如果可以通过和平的市场竞争购买世界各国的产品，又何必为原材料而掠夺殖民地或发动战争？正如英国19世纪中叶的“自由贸易之使徒”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所言，贸易自由化将使世界紧密联结，以至于拥有大量土地的上层好战精英再也无法“将人民拖入战争的深渊”。

国民体系

一些人则持不同意见，例如德裔美籍保护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美国流亡期间，李斯特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18世纪经济民族主义愿景创新性地应用于19世纪40年代迅速全球化的世界。回到德国后，他于1841年出版了巨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对抗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呼声。

李斯特警告称，英国依靠数十年的保护主义才登上工业巅峰，如今却试图“踢开梯子”，以防止其他国家挑战其“世界制造商”的地位。他号召英国的帝国竞争对手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通过高关税使“幼稚”产业走向成熟，并通过殖民扩张来开发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原材料。

当时李斯特的帝国保护主义主张并未在欧美国家得到响应。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似乎即将取得胜利。1846年，英国自由党自由贸易倡导者庆祝《谷物法》的废除。在科布登及其中产阶级支持者推动下，英国成为首个单方面拥抱自由贸易的主要帝国。科布登在议会中的不干涉主义派系还曾试图反对19世纪中期在印度和中国等殖民地区推行的强制性自由贸易政策，但未能成功。

随后，科布登及其支持者将自由贸易的关注点转向美国和欧洲大陆。1846年，美国效仿英国大幅降低关税。而欧洲的贸易自由化则需要更多外交上的努力。1860年签订的《英法条约》（或称《柯布敦－舍瓦利埃条约》）标志着欧洲两大帝国竞争对手可能准备好“铸剑为犁”。该条约中创新性地纳入了最惠国条款，规定给予其他欧洲国家同等低关税待遇，但前提是它们也以同样方式回应。由此签订了约50至60项贸易条约，实际上将欧洲锁定在其第一个共同市场中。

技术工具

一个更为自由的经济秩序正在形成，而第一次全球化的技术工具似乎能够完美契合这一趋势。越洋轮船航线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和时间。1866年成功铺设的跨大西洋电缆，使华尔街与伦敦金融城之间的讯息传递仅需数分钟。1869年埃及苏伊士运河通航与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竣工，进一步缩短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这些发展激发了全球主义者的想象力，例如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1872年）。

然而，全球化空前的相互依存很快令工业化世界陷入不可预测的经济兴衰周期。运输成本降低、大规模工业化和贸易自由化降低了消费者成本，但价格急剧下跌也导致全球众多出口商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甚至面临亏损。由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度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但其通货紧缩效应却使负债累累的农民和制造商陷入绝境。

第一次全球化遭遇了第一次大萧条（1873-1896年），而保护主义与殖民主义则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政策之选。全球化反对者的呼声日益高涨。正如经济危机期间的常态，要求国家自给自足的呼声淹没了倡导世界主义友好的呼声。自由贸易在英国的帝国竞争对手中失去吸引力，李斯特的保护主义思想重新崛起，使其从“弃儿”变为了“先知”。

经济阴谋

在全球范围内，秉持帝国思维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开始将李斯特的“国民体系”奉为圭臬。自由贸易被视为英国企图阻碍竞争对手工业化进程的庞大阴谋的一部分——一种旨在削弱别国新兴产业的自私伎俩。受李斯特思想启发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将地缘政治视为一场零和博弈，认为仅有适者可以生存。

不久前，全球化技术工具还有望以良性的普世主义将全球连接起来，而如今，其却似乎更适合将殖民地牢牢绑定在帝国宗主国手心。关税壁垒日益高筑，将幼稚产业转变为垄断集团、卡特尔和托拉斯组织。垄断引发的国内市场效率低下，很快便激起了帝国间寻找新市场的浪潮，以输出过剩资本并获取原材料。贸易战、军事干预以及对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争夺不断加速。

到1880年，经济民族主义者已占据上风，其帝国保护主义政策日益右倾。在美国，共和党将自身重塑为保护主义与大企业的政党，扭转了此前数十年的自由贸易趋势。1890年通过的《麦金莱关税法》将平均关税税率前所未有地提高至约50%，使美国与欧洲贸易伙伴陷入贸易战。

但当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政府推动实施该关税时，他心中存在着一个特定的帝国扩张目标：吞并加拿大。他希望这个英国控制的北方邻国寻求加入美国，以避免支付高昂的关税。但加拿大保守党却选择与大英帝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新建成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使加拿大成为连接英国与遥远太平洋殖民地的大陆桥。

在德国，据传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将《国民体系》作为床头读物，他以李斯特式思路统一德国各联邦州，筑起关税壁垒，并寻求新的海外殖民地。其继任者威廉二世（Willhelm II）开始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以便将这些地区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俄罗斯的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伯爵明确以李斯特为楷模。作为铁路事务总监、财政部长和总理，维特自19世纪90年代初起便主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为俄罗斯帝国在中国满洲地区的扩张计划提供便利。类似的经济民族主义剧本在法兰西和日本帝国同步上演。

与此同时，被边缘化的自由贸易捍卫者转向基层，试图遏制高涨的帝国保护主义浪潮。在美国，旧金山记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出版了《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这部国际畅销书提出了通过对土地潜在价值征税来打破铁路大亨、贵族与投机者土地垄断的路线图。这一理念被称为“乔治主义”或“单一税”，因为它承诺废除包括关税在内的所有其他税种。

“单一税”运动倡导一种互联世界的理念，其拥有绝对的自由贸易并消除了土地垄断，这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共鸣。俄罗斯作家、和平主义者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成为其热忱的追随者，认为单一税是对抗农奴制毒害的解药。当时，年轻的乔治主义激进分子莉齐·玛吉（Lizzie Magie）居住在美国的一个“单一税”地区，于1904年为一种棋盘游戏申请了专利——这款游戏旨在教育大众认识剥削性地租的危害，它日后成为了风靡全球的“大富翁”游戏。1912年，刚刚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辞去总统一职，转而致力于传播“单一税者亨利·乔治的学说”，以期建设一个“勤劳、爱好和平、繁荣富强的民族”。

垄断资本主义

英国爱德华时期的自由贸易者试图理解垄断、保护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即“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共生关系是第一次全球化的决定性特征。乔治主义者的《土地之歌》成为自由党集会的激昂颂歌。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J·A·霍布森（J. A. Hobson）在《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中对垄断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争夺作出了尖锐批判。八年后，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对即将爆发的全球性冲突深感担忧，他警告称，认为某个国家可能从战争中获益实属一种“巨大的幻觉”：世界市场的相互依存程度非常高，即便是所谓的“赢家”也会亏本失利。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证了其预言。

如今与当时情况的相似性不言自明。从1846年废除《谷物法》到19世纪70年代初全球开始转向保护主义的25年间，贸易自由化空前盛行，冷战结束后的25年亦复如是。19世纪自由派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低估了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给自足的政治吸引力；20世纪末，他们的思想继承者也过于草率地预言了民族国家乃至历史的终结。

历史并未终结，它依然是我们宝贵的指南。当下支持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主义者应当理解，一个多世纪前的先驱们如何不懈奋斗，才将那个经济民族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时代转变成一个更为和平公平的自由贸易世界。他们取得的长久成功证明：国际合作能够消除民族主义所驱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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