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陆在创新方面的成功案例和重新燃起的使命感有力回击了有关过度监管的批评

批评人士将欧洲大陆的创新做法概括为“美国创新，中国复制，欧洲监管”。欧盟监管过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如今臭名昭著的《人工智能法案》，该法案旨在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尽管该地区尚未诞生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根据IMF的研究，自2005年以来，美国科技企业的生产率飙升了近40%，而欧洲企业的生产率却停滞不前。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是欧洲的两倍多。按市场份额计算，没有一家欧洲企业跻身十大科技企业之列。德国软件公司思爱普（位列第14）是榜单上最为靠前的欧洲企业，其市值仅为排名第一的苹果公司的10%。根据CompaniesMarketCap的排名，荷兰半导体供应商阿斯麦（位列第15）的市值约为英伟达（位列第2）的10%。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更加微妙。欧洲的创新领域活跃着各种形态和规模的企业。许多欧洲科技企业的名字如今在全球已家喻户晓：瑞典的流媒体音乐平台Spotify、“先买后付”金融科技企业Klarna，以及英国数字银行Revolut。Skype（其所有者微软公司近期已将其停用）由四名爱沙尼亚人、一名丹麦人和一名瑞典人在伦敦共同创立。其首批员工之一、爱沙尼亚人塔维特·欣里库斯（Taavet Hinrikus）与他人共同创立了汇款公司Wise。

医疗卫生实力

致力于为卫生研究筹集资金的意大利Telethon基金会前总裁弗朗切斯卡·帕西内利（Francesca Pasinelli）表示，欧洲过度监管的名声在某种意义上确是事实。“但这并不是全部事实。”欧洲企业在制药领域更为突出。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生产的减肥药Ozempic和Wegovy广受欢迎，按市值计算，该公司在制药企业中排名第四；此外，英国的阿斯利康和瑞士的罗氏、诺华两家公司也榜上有名。德国小型公司BioNTech由两名土耳其裔免疫学家于2008年创立，当该公司与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合作开发的新冠肺炎疫苗以创纪录的速度率先取得成果时，该公司一跃成为全球知名企业。

帕西内利于2009年成为Telethon基金会的总裁，现任董事会成员。她表示，Telethon基金会于20世纪90年代由罕见遗传性疾病患者家庭发起，旨在筹集资金并推动“在因涉及人数较少、公共和私人部门不愿涉足的领域”开展研究。

自成立以来，Telethon基金会已在3,000多个项目上投资近7亿欧元。该基金会因其一年一度的电视筹款马拉松活动（该基金的名称也源于此）在意大利闻名遐迩，娱乐界和体育界名人参与其中，基金会自行对资金进行评估、分配和监督。帕西内利在谈及国立卫生研究院时表示：“我们借鉴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严谨模式。”

风险资本差距

即便如此，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提及最多的原因是，由于资本市场联盟缺失和风险资本不足，创新缺少融资。根据意大利科技联盟的数据，2024年，美国风险资本家在超过15,000笔交易中投资了2,100亿欧元，而欧洲的投资额为570亿欧元，交易不足10,000笔。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也落后于亚洲，面临进一步落后的风险。欧洲前两大市场——英国和法国去年投资额均出现下滑，分别从190亿欧元和90亿欧元下降至168亿欧元和77亿欧元。交易数量也有所减少。第三大市场——德国投资额从71亿欧元小幅回升至74亿欧元。

然而，缺少资本并不能解释一切问题。博洛尼亚大学创新管理学教授毛里齐奥·索布雷罗（Maurizio Sobrero）表示：“资本是流动的，因此哪里有好的机会，哪里就有资本。许多情况下，真正的障碍是各国规则和审批制度不同导致了欧洲市场呈现碎片化。这在某些领域非常明显，例如生物医学设备领域。”IMF的研究也提到了市场碎片化的问题。在单一市场内部，仍然存在许多非贸易壁垒，这阻碍了创新企业扩大规模和进行投资，而只有在拥有更大客户群的情况下，这些投资才能获得回报。

索布雷罗及其合著者对欧洲研究委员会赠款资助的研究进行了调查。在委员会资助的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20的企业中，半数以上是美国企业，这表明它们更善于将研究转化为具有经济影响力的技术。

一些人看到了较小规模风险资本的价值。伊丽莎白·罗宾逊（Elizabeth Robinson）表示：“大型美国企业不会参与小型交易。”她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生物技术博士学位，并于20世纪90年代与他人共同创立了Nicox公司，该公司的研究最初在意大利进行，并得到了法国和瑞典风险投资公司的资助。该公司最初从事胃病治疗领域，后来转向眼科领域。她在接受《金融与发展》杂志采访时表示：“这确实是欧洲的一项尝试。”

罗宾逊现任Indaco Venture Partners公司的副主席，该公司的投资者包括欧洲投资基金，专注于医疗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五个创新领域。她认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被削减，而欧洲有机会对此加以利用。

心态转变

有一次，当被问及欧洲对初创企业的态度时，Spotify的创始人丹尼尔·埃克（Daniel Ek）用一个播放列表来回应，该列表以美国愤怒机器乐队的《觉醒》一曲开头：“我要做什么才能唤醒你？让你振作起来，打破这僵局。”

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欧洲终于觉醒了。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一份关于欧洲未来竞争力的报告中提到，加速创新是推动欧洲经济迈向未来所需要的第一个转变。他呼吁每年在绿色、数字和国防投资领域额外投资8,000亿欧元。

欧洲也表现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大投资的意愿。2025年2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召开了人工智能行动峰会，法国承诺提供1,09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也承诺调动欧盟和私人资金，使投资总额达到2,000亿欧元。然而，这远远低于美国为OpenAI和其他公司引领的“星际之门”项目承诺的5,000亿美元的水平。

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洲投资基金（EIF）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这表明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根据欧洲投资银行的年度报告，2024年，该行向高风险数字企业和创新企业投资了创纪录的198亿欧元。其中，144亿欧元来自欧洲投资基金，其中一半是股权融资。欧洲投资银行对安全和国防科技企业的资本投资也翻了一番。这一点，再加上德国和其他国家宣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应该会对欧洲国防科技企业有益，并促进研发开支。

在各国中，西班牙在公共机构的助力下，成为了表现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2023年底，西班牙批准了一项初创企业法，投资额随即激增16%，达到20亿欧元。该法为企业、投资者和员工提供税收优惠；声称其为欧洲在股票期权方面最优惠的法律；其减少了繁文缛节；此外，该法还引入了新的公共资金流，其中的一支资金流被用于支持女性创业者。西班牙的私人部门紧随其后，投入了约30亿欧元的自有资金。

人工智能及其处境

大学是孕育创新的天然温床。尽管欧洲缺少像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巨头，但许多大学如今已拥有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催生了若干“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剑桥大学在“衍生企业”数量排名中名列前茅，并计划在未来10年加快科技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ARM是其中时间最长、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该公司成立于1990年，生产用于智能手机的半导体和软件。

排名第二的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瑞士鞋类品牌“昂跑”鞋底上带有商标的空心鞋垫便诞生于此。其他在创新方面表现突出的学术机构包括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芬兰阿尔托大学。

欧洲大学与创新者之间的关系仍在不断演变。与美国同行一样，许多欧洲大学往往在创新企业的早期阶段入股。然而，据Indaco的罗宾逊称，一些大学后来拒绝稀释其股份，不再参与后续融资轮次，这可能会延缓企业的扩张速度。

还有更多的利好消息。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三名毕业生在欧洲航天局工作时相识，他们共同创建了Feedzai，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和生物识别技术打击金融欺诈的平台。现在，全球多家金融机构使用Feedzai来监测每年6万亿美元的支付交易。

尽管该公司由美国风险资本家提供资金，目前在硅谷设有办事处，但其总部仍设在科英布拉——科英布拉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3世纪。该公司创始人之一努诺·塞巴斯蒂昂（Nuno Sebastião）在接受葡萄牙报纸《公众报》采访时表示：“留在这里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想继续为生态系统的发展作出贡献。”一项由Feedzai牵头的倡议已经催生了12家初创企业，并筹集了4.12亿美元的资金。

创新企业、风险资本家和学者一致认为，欧洲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意大利科技联盟总干事弗朗切斯科·切鲁蒂（Francesco Cerruti）指出：“欧盟委员会首次任命了一位委员专门负责初创企业、研究和创新。但需要将言语转化为行动，而且要快。”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