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说，技术创新如果被少数人控制，可能变得自私，并可能损害使之成为可能的制度

对于一位满怀抱负、刚刚撰写了一篇关于德国和苏联上世纪2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的论文的经济学家来说，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东欧是一个有趣的案例。

西蒙·约翰逊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开始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后，他与波兰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合作，研究“铁幕”倒塌后波兰和相邻国家的私人部门的形成。约翰逊对私人企业成功和失败的敏锐研究构成了他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持久研究的基础，他凭这项研究获得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约翰逊最近将注意力转向了技术对当今经济的作用，以及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对他认为对公平增长至关重要的制度产生的影响。他与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合著的最新著作《权力与进步》研究了技术与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告诫不要让少数创新者控制技术的战略方向。

约翰逊在2007年至2008年担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创业研究领域的罗纳德·A·库尔茨（Ronald A. Kurtz）教授。他与《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布鲁斯·爱德华兹（Bruce Edwards）讨论了技术、不平等和民主。

《金融与发展》：在《权力与进步》中，您对技术总是带来进步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西蒙·约翰逊：我们当前显然处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强烈呼吁提高计算机和算法的效力，使其能够为我们做更多的思考，让这些改进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虽然这可能会发生，但我们认为，基于我们对历史和经济理论的了解，情况不一定如此。改进技术和扩展某些人的能力，不一定会转化为所有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大型科技企业的老板更专注于提高像他们这样的人的能力。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是白人，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对世界、对他们希望技术为他们做什么、对从哪些渠道赚钱持有某种看法。自然而然，他们就会去从事有利于实现这一愿景的发明创造。

我们的书试图提出一些不同的愿景。我们为什么不考虑其他方法来开发和使用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让我们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过去，我们的技术要么更注重提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生产率，要么更注重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生产率。因为这决定了就业市场结果是存在分化状态（即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境况要好得多）还是趋同状态（即在总体经济表现改善的同时，低收入者的境况也得到改善）。

《金融与发展》：您警告说，让少数人驱动技术发展是有风险的。后果是什么？大型科技寡头真的令人担忧吗？

西蒙·约翰逊：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寡头。人们对于技术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抱持一种愿景。上面所说的寡头，是从谁控制这种愿景的角度讲的，即我们所称的“愿景寡头”。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热潮之中。例如，当你与人们谈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对比时，他们会说：“美国正在发明所有这些技术，大量的投资、资本和人才都流向了那里。欧洲不是这样。”看来，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人们的对话，但什么是人工智能？我们正在用人工智能构建什么？这就是一个愿景。处于快速变化技术之前沿的愿景非常重要。我认为，那个领域应该得到充分讨论。人们应该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应该意识到，将所有重大决定都交给少数具有自己个人观点的人，并不一定是个好主意。我们在这里对事不对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们是希望一个人、两个人或十个人来驱动有关讨论，还是希望有更大程度的参与和更加广泛的对话呢？

《金融与发展》：早在讨论技术之前，您就研究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在大型科技企业的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

西蒙·约翰逊：首先，需要有好的制度，你才能参与其中。为什么美国在驱动这项技术的发展？因为美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其次，制度塑造了民主的运作方式以及我们应如何思考和讨论。但最近，数字技术削弱了我们开展辩论的能力。在社交媒体上相互吼叫，与共同努力寻求共识是不一样的。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破坏制度。

如果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持续下去，特别是如果不平等体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感到自己被抛弃，那么我们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更强的愤怒会助长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就像许多国家经历的那样。美国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上涨，中产阶级扩大。不平等并不是美国二战后经济的决定性特征。1980年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担心的是，人工智能虽因我们的制度而成为可能，却在朝着破坏民主的方向发展。我们担心，这会给我们的制度带来某种系统性问题，或者使制度变得具有相对甚至极度的榨取性。少数人获得了所有的价值、所有的收入、所有的权力，而其他人的机会、收入以及养家糊口的能力却变差了。

《金融与发展》：鉴于参与其中的国家如此之少，您是否担心人工智能会加剧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

西蒙·约翰逊：是的。自工业技术出现以来，一直是少数几个地方引领了新机器的发明，而所有其他各方都成为那个市场上的接受者。一个国家可以开始发明自己的技术。美国在19世纪就是这样做的，当时，它从英国技术的接受国转变为技术发明国。铁路或电报就是例子。美国改变了自己的地位；这是可能做到的。

中国也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中国是西方技术的接受者，但现在它正在以先进的产品打入全球市场，例如电子消费品、电动汽车，当然还有人工智能本身。所以，一国可以改变自身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位置，但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它们通常接受并采纳某项技术。

相比以前的现代技术革命，这种“赢家通吃”的动态在当前表现得更加极端。现在看来，投入人工智能开发的资金有95%在美国，3%在欧洲，2%在世界其他地方。（此计算不包括中国，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在人工智能上花费了多少。） 

《金融与发展》：我们如何在技术发展中注入一些民主成分，以确保其服务于改善社会？

西蒙·约翰逊：关键是要认识到当前的状况，然后找到其他路径，推动技术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提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关键所在。全球性科技行业，即所谓的“科技巨头”，目前正拥有无以匹敌的权力、声望和资源。希望这同时也伴随着一种责任感，一种“你造成了问题，你就要负责”的意识。但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活动设置某种防护机制可能也是必要的。

这与我们在本世纪初看到的金融领域的情况有明显的相似之处。2008年危机前夕，我作为IMF首席经济学家，清楚地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人们对“房间里最聪明的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与听从，此后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想防止不好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说服人们做到更加谨慎，并准备好实施有关政策和保障措施。《金融与发展》

布鲁斯 • 爱德华兹（BRUCE EDWARDS）是《金融与发展》的编辑。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