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获得全球人才，决定了一国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抱负

能够吸引世界顶尖人才的国家将能最成功地克服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下降带来的日益加剧的经济压力。然而，移民并不总是受欢迎的。全球人才流动（在我的书中被描述为一种“赐予”）会结束吗？绝对不会，但政策制定者将需要新的框架。 

为什么会有这种乐观的看法？除了非洲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以外，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紧迫问题。尽管如此，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公众对移民的支持程度最近已经下降。不过，这种下降往往是相对于过去很高的支持水平而言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盖洛普（Gallup）调查显示，在美国，公众对移民的总体支持程度在本世纪20年代初达到高位。虽然自那时以来支持程度急剧下降，但目前仍与2010年的水平相当——高于前几十年的水平。

此外，最近的民意调查继续显示，人们普遍支持以就业或经济为重点的移民。2024年的埃施朗洞察（Echelon Insights）调查显示，美国的高技能移民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关于就业型移民，未来将开展重要的辩论，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移民接收国内部更广泛地分享全球人才带来的好处，但公众舆论总体上仍持相当支持的态度。

人才的“明星”角色

一些基本事实突出显示了移民与人才之间的联系。首先，特别有才华的人的移民率高于普通人群。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中大约有5.4%居住在本国以外，而高中毕业生中的这一比例仅为1.8%。此外，发明家和诺贝尔奖得主的移民率分别是受过大学教育者的两倍和六倍。因此，在许多移民接收国，外国出生的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例很高且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在与科学和工程相关的领域。

此外，高技能移民的目的地通常是一些特殊的地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型工作呈爆炸式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创新地域格局的变化。我与布拉德·查特贡（Brad Chattergoon）合作开展的研究量化了美国专利领域发生的这一变化。我们的研究显示，在300多个大都市地区中，六个科技中心的专利所占比重增加了两倍，从1975–1979年的11.3%上升到2015–2019年的34.2%。在创意/媒体行业、金融以及高增长创业领域，也有类似的集中现象。

在这些人才集群的发展中，全球人才发挥着核心作用，甚至可能扮演着“明星”角色。这些未受束缚的新移民为了上学或工作而从国外来到这里，他们往往寻求最有吸引力的机会。全球人才帮助这些人才集群扩大规模和提高生产率，增强了其价值，使其对未来的新移民更具吸引力。由于这种人才集群为全球市场从事以知识为导向的工作，因此可以将一群人才聚集到一个地方。（牙医并不会以类似的方式聚集在一个城市里。）

这个过程有很多有益的地方，生产率和福利的提高并不具有零和性。许多政策制定者积极推动本国的人才集群发展，而全球人才是一项关键的投入。然而，政策制定者必须克服一些脆弱点。

脆弱点

不满情绪可能在人才集群内部出现。增长是一件好事，但增长过快就会带来问题。这种不满在人们因房价上涨和对移民的支持减弱而产生的怨怒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加拿大（尽管从历史角度来看，加拿大对移民仍然采取了相对支持的态度）。过度拥挤的学校或医院也会引发不满。在这方面，真实情况很复杂。

很多时候，全球人才被指责制造了一场危机，而这场危机实际上已经存在。例如，从根源上说，住房不足很少是由于移民本身，而是由于限制新房建造的严格规定。

即便如此，政策制定者也必须认识到这种紧张关系。商业领导人往往倡导就业型移民，因为他们想雇用劳动者。这种倡导表明他们有能力让全球人才发挥作用，而且他们也非常擅长扩大生产。赫尔辛基或硅谷的发明可以被全球供应链利用。但其他当地资源（无论是住房还是学校）可能更加有限，需要更长时间来扩充。政策制定者必须控制全球移民迁移的速度和缓解相关的瓶颈，以此管理这些紧张局势。在开展这些补充工作方面表现出色的国家可以最充分地利用全球人才。

不满情绪的另一个来源是人才集群内外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使对于就业型移民来说，政治也比经济更重要。如果一些人很容易不信任或干脆不喜欢生活在人才集群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精英”），他们可能会对全球人才（“外国精英”）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则将获得公众对高技能移民的更大支持。例如，在美国，“心脏地带签证”日益受到关注，这种签证可以将全球人才更为均衡地分布到全国各地。将全球人才安置于农村地区，可能不会像将其安置在顶级人才集群那样提高生产率，但从政治上讲，更广泛的政治支持以及为国家带来更多共享利益是必要的。

“她”会同意吗？

在未来的全球人才竞争中，各国很快就会意识到它们必须主动吸引移民，而不仅仅是允许他们入境。全球人才流动对于吸引前沿人才进入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至关重要。即使是在当前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环境下，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也会避免采取那些会产生持久负面后果的短期措施。吸引全球人才的主要考虑因素有哪些？

首先，需要关注“教育路径”。就业型移民与就学决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许多雇主使用工作签证来雇用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才，加藤隆夫（Takao Kato）和查德·斯帕伯（Chad Sparber）的研究展示了最优秀的学生如何根据未来的就业机会选择学校。就学和就业政策往往不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痛苦的过渡，甚至会导致一国最想留住、而且往往是投入了公共资金给予教育的那些人才流向他国。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移民传输途径的各个部分——学习签证、工作签证、永久居留权等——保持良好的平衡。

其次，吸引全球人才是对本地投资的补充。选择去哪里上学或开始职业生涯通常类似于买房投资。这种长远眼光意味着，全球人才与本地人一样，看重很多相同的区位属性，例如，好学校、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安全的社区。此外，移民企业家创建的企业会利用本地劳动力。因此，吸引全球人才并不能替代投资于本地学校和公共品。

第三，政策不确定性会阻碍长期投资。在作出重大的长期选择（无论是开一家化工厂、结婚，还是为了就学和就业机会而移民）时，不确定性会阻止我们继续往前走。许多国家的移民体系（包括美国采用的方法）虽能正常运行，但对使用者不一定友好。只要移民能够确信他们的投资最终将得到认可并获得适当回报，那就可以。当移民对移民体系的持久性和兑现承诺的可能性失去信心时，一国的吸引力就会真正下降。稳定的政策基础对于吸引顶尖人才至关重要。

第四，移民政策的设计应当具有灵活性。一些国家（如加拿大）能够实施“移民工程”——简言之，就是能够尝试实施有关政策，根据观察到的结果进行调整，根据从实施经验中获得的新信息重新校准，等等。而美国是每隔几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变革。在不灵活的政治环境中，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政策时应该加入灵活性，例如根据容易指数化的数据（如人口增长率）自动调整签证数量上限。

最后，移民政策必须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名额。在移民优先领域和选择机制方面，各国存在差异。对于经济型和就业型移民，许多国家的移民体系使用抽签或先到先得的程序，而并不优先考虑真正稀有的技能。政策制定者应审查其程序，以确保选择最佳候选移民。这将最大程度地扩大人才注入的经济影响，并加强对移民的政治支持。

相关的一个情况是，在全球人才流动中，女性很可能多于男性。到201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女性高技能移民存量已超过男性存量。随着高等院校的女生入学人数继续超过男生，这种差异可能会继续扩大。如果政策制定者设想的全球人才流动情况能够捕捉到这一现实，并且能够考虑到女性所看重的移民目的地的一些特征，那么他们将受益匪浅。

有竞争力、能够获胜的团队

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下降、气候恶化、全球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等。与企业一样，组建一支有竞争力、能够获胜的团队对于国家持续取得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在向知识型工作转型的过程中日益提升“人事职能”，从主要为员工招聘和人力资源合规提供后台支持，到在战略讨论中拥有话语权。能否获得人才往往决定了公司能够采取什么战略，因此两者必须同时考虑。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移民来源国的福利如何？一些国家因为人才流到国外而处于不利境地，而其他许多国家则从中获益（有时干脆称为“脑力流失”（brain drain）与“脑力引进”（brain gain））。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间网络的强度，全球人才接收国的企业是否希望与母国开展经济合作也很重要。正如我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些输出国已经部署了加强这些联系的政策。令人惊讶的是，移民输出国从全球移民流动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可能是希望移民到国外的年轻人会接受更好的学校教育，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并不会移民。

从所有劳动者，到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到发明家，再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人才在上述不同劳动群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尽管各国在先进技术方面采取的国家战略受到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但能否获得全球人才决定了一国能否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抱负。

威廉 • 克尔（William Kerr）是哈佛商学院的“达贝洛夫”工商管理教授，著有《全球人才之赐予：移民如何塑造商业、经济和社会》一书。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