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各国可凭借IMF的国际储备资产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值此IMF于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成立80周年之际，谨向成员国、工作人员和领导层表示祝贺。IMF属于二战后国际架构中的塔尖组织，由一批理想主义者设计。设计者们决心打造一套阻止大国侵犯的制度，防止再次出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出现过的经济和金融单边主义。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以下简称《协定》），IMF的主要宗旨是“通过设置机制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与协作，从而促进国际货币领域的合作。”1971年8月美元兑换黄金停止之后出现了一段动荡时期，此时各成员国充分展示了这一原则，于同年12月迅速达成《史密森协定》。然而，该协定以全新面值将各国货币与美元锚定的做法未能长久。两年内，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制度演变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成员国为了过渡到后一种制度展开了合作，同时也坚持汇率政策应作为合作各方共同关注点的原则，而这也成为IMF如今开展监督工作的基石。

除监测成员国的汇率和其他政策外，IMF还凭借其工作人员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知识，在危机管理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IMF预先部署的金融资源储备对其发挥这样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有成员国需获得资金援助，IMF可随时提供帮助，无需要求各国共同筹资。

IMF在头80年里能够成功运转，关键在于不断发展转变。如今的IMF，对于哈里·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而言必定是陌生的。IMF的领导者和成员国支持创新，以应对全新挑战。IMF及其成员国决不能停滞不前，不断发展转变是保持成功的秘诀。IMF面对的最关键挑战是治理。其国际储备资产即特别提款权（SDR）就能够带来最具吸引力的机遇。

治理方面的挑战

美国和欧洲逐渐放宽了以下传统做法，即IMF总裁由一名欧洲男性担任，第一副总裁由一名美国男性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则由一名美国男性担任。不过，这样的转变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挑战在于，某些国家（美国）或国家集团（欧洲）一直能够阻挠IMF制定关键决策，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又渴望加入治理。

十余年来，每当我们要求美国国会批准增加我们在IMF的份额或对“新借款安排”的承诺时，我都会在美国政府内部反对美国就IMF的重大决策动用否决权，而这一向是我们的讨论重点。全球经济的扩张速度快于美国经济，因此，无论从技术还是政策层面讲，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理由都越来越站不住脚。我还提醒美国财政部的同事，如果我们无法说服其他一些国家支持某项决策，原因可能是我们采取了错误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IMF美国执行董事的查尔斯•达拉雷（Charles Dallara），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表示：“很快我就意识到，在有同样思维的董事之间达成共识，是有效代表美国利益的关键。”

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就需要在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各方之间达成重大妥协。而当前要实现这样的妥协，IMF领导人及其主要成员国就须拿出雄心壮志与丰富的想象力。

特别提款权带来的机遇

IMF成员国于50多年前通过了《协定》第一修正案，授权IMF分配特别提款权。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员国都在就此展开谈判。结果是，各方就如何最好地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持有各自强烈观点的同时，达成了复杂的妥协。

SDR按照IMF成员国的份额进行分配。每个成员国获得一笔计息储备资产，并相应产生以相同利率偿付的长期负债。SDR的价值由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货币篮子权重则由IMF执董会定期调整。SDR的利率是篮子内各种货币的短期政府债券利率的加权平均值。SDR的分配增加了成员国的无条件流动性。与借款或经常账户顺差产生的无条件流动性不同的是，此流动性在SDR转给另一持有方之前没有成本。

从1969年起的最初三年里，每年分配的SDR被证明数量太少且为时已晚，已无法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制度，但SDR的分配仍然是国际货币合作的一个开创性与历史性范例。1978年《协定》的第二次修正案，不仅保留了IMF分配SDR的权力，还规定了成员国就以下两项内容展开合作的义务：“对国际流动性进行更好的国际监督”；以及“使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事实证明，这项义务的两个要素更多是一种愿望，没有得到落实。

在IMF《协定》得到修订、浮动汇率制开始实行之后，1979年至1981年三年期间内的第二次SDR分配得到批准。之后的30年里，IMF一直未再分配SDR，直到2009年，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SDR。最近一次分配是在2021年，当时IMF发行了6500亿美元的SDR，帮助成员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和金融影响。

SDR已展现出作为危机管理工具的价值。目前，IMF应在上次成功分配SDR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第一，IMF应恢复年度分配，以维持并逐步增加各成员国所持有的SDR储备和货币总量中SDR的占比，这一占比目前约为7%。从近年的趋势来看，每年分配1000亿到2000亿美元的SDR，应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每年定期分配SDR，可确保全球流动性稳步上升，顺应了SDR问世之初以及修订后《协定》的设想，且不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重大影响。SDR是增加各国国际储备的一种高效、低成本且不会造成扭曲的方式。它还具备一大优势，那就是能够永远留在全球国际储备中。

第二，应当提高SDR的利率，具体做法是将以SDR篮子内货币计值的政府债券的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相结合。这一改革将小幅减少对调动SDR的国家的实质性永久贷款的补贴。改革还为调动SDR的国家提供了一定补偿，因为其货币储备减少、SDR持有量增加。

第三，IMF应积极鼓励持有多余SDR的成员国利用其SDR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全球性挑战。例如，它们可将SDR借给IMF的“减贫与增长信托”或“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多边开发银行或SDR的其他指定持有方；可以购买这些实体发行的SDR计值债券；也可以采用其他类似机制。成员国不得要求SDR计值债权保持流动性而对SDR使用政策施加限制。若SDR储备的确超出了必要水平，则无需保持流动性。此外，这些SDR仍留在系统内，从而永久增加了全球流动性。

SDR的定期年度分配将有助于IMF各成员国实现其国内以及全球经济目标，例如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此外，SDR有助于降低金融危机的风险与成本，因此可以降低市场借款的成本，从而能够增强政策制定者的信心，并能缓解经济增长政策受到的外部制约。

对于当前极为紧迫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挑战，SDR自身并非灵丹妙药，但它是众多能够发挥作用的工具之一。IMF的治理改革并不是该机构目前唯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为了继续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方面发挥核心作用，IMF必须继续坚持实施改革和制度调整。

但愿再过20年，在IMF成立100周年之际，评论人士能够对21世纪20年代中期的领导者所表现出的远见和想象力加以赞颂，因为这样的远见和想象力帮助IMF维持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为其赋予的角色。

艾德文 • M. • 杜鲁门（Edwin M. Truman）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莫萨瓦-拉玛尼商业与政府事务中心研究员，曾在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任职。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