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妮·桑德尔（Henny Sender）为我们介绍了朱民先生——一位搭建与西方沟通桥梁的中国“国际公务员”。

世界从未像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样运转。但如今，这个世界似乎站在了朱民信仰和努力的对立面——无论是在他长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领导层任职期间，还是在他参与北京方面的核心政策讨论之中。

与朱民一样，IMF一向主张建立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让资本、人员、技术和贸易能够高度自由地流动。因此，朱民自然会认为，当前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以及IMF本身——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反全球化。

“世界变了，”朱民承认。“然而，世界仍然需要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合适的政策中间人。自我到IMF任职以来，我一直主张开展合作和维护金融稳定。我们的世界高度相连；溢出效应无处不在。”

说这番话时，他正在北京的一座院落中用海鲜火锅款待我们——这一天春光明媚，万里无云，鲜花绽放，游人如织。

在朱民身上，我们很少看到理论经济学家的影子。即使是现在，在他结束IMF副总裁五年固定任期的八年之后，他仍然与该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他首先是一名国际公务员，”他的前同事、现任IMF法律部副主任的刘岩说。

朱民于1952年出生于上海，此后他经历了文革，并于1982年于著名的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随着中国开放国门，朱民来到了美国，并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又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代初，他曾在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学家，随后返回家乡，用他的话说，为的是帮助中国摆脱他曾经历的贫困。

朱民进入国有的中国银行工作并得到晋升，此后于2009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不可避免的是，IMF将寻求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到其华盛顿总部任职。2010年，58岁的朱民成为时任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特别顾问；此后，在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任总裁期间，朱民出任了IMF副总裁。不过，那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朱民会多快适应他的角色，以及他将如何使IMF更好响应其所有成员国的需求。

“朱民就像水一样，”当时在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任职的西达斯·蒂瓦里（Siddharth Tiwari）在谈到朱民的适应能力和应对最具挑战环境的能力时这么说。

“他来自中国体制内……但却能完全融入一个国际金融网络和一个独特的机构。他的经历表明，多元化带来的是力量，而不是割裂。”

然而，朱民对这家机构的热爱并不是无条件的。他认为，IMF必须进行自我转型，以应对世界和该机构本身面临的挑战，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诚实中间人的重要地位。“IMF必须思考其自身的独立性、身份认同和对全球公共利益的承诺，”他补充道。“它需要重新定位自己。”

但IMF能做到这一点吗？其最大的股东美国会允许它这样做吗？

自从朱民离开IMF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IMF的变化却没有那么大。“朱民代表了中国繁荣时期的运作方式。在他的成长岁月里，经济增长和改革是中国首要关注的问题，”一位熟悉中国的前IMF官员说。“当时，一切都在于推动中国融入世界，以及在中国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治理体系。”

文化大革命

朱民本人很少提及文化大革命中他在上海成长时的焦灼环境。在他那一代的城市精英中，也很少有人提到它。“文化大革命意味着苦难，”刘岩说。“它要么压垮你，要么让你变得更强大。”

在19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动荡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朱民在市里的一家鱼罐头厂工作。至少，他比他的弟弟幸运得多——后者被下放到了安徽省的贫困农村。兄弟俩都没有从高中毕业，但在十年的学业断档后（期间，所有大学都被关闭），他们都成功进入了复旦大学。

然而，至少从表面上看，朱民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他的同龄人所具有的伤疤——他们对失去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感到愤怒，以及对除最亲近家人之外的任何人都缺乏信任，这些都非常明显。

“他很‘圆滑’，”现任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驻香港特别行政区亚洲经济负责人的乔虹（Helen Qiao）说，她形容朱民就像溪流中的一颗鹅卵石，已被多年的逆境磨平了棱角。“像许多上海人一样，他不愿透露是什么塑造了他。”

他从来不会这样说，但他几乎没有表现出许多西方人（或对或错）眼中中国大陆政府精英的性格特征：等级观念、死板僵化，以及政治正确的语言。实际上，他总是谦逊低调的。

朱民最常被比作中国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主义，并且都拥抱变革。但这两位高级官员的风格明显不同。“朱民一直是一个更注重团队合作的人。他提出建议，并采取更加温和的方法，“这位前IMF官员说。相比之下，“周小川一直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者，总是直截了当的。”

在IMF，朱民很快就在一些关键举措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他上任的第一年，他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获得了6%的份额比例转移，使它们在该机构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然后，在2015年，他帮助推动将人民币纳入决定特别提款权价值的货币篮子中（特别提款权是IMF创造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这两项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IMF曾因要帮助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而备受压力，而朱民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服中国为此提供了450亿美元的资金。“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笔出资，”蒂瓦里回忆道。“很少有中国人能有这样的影响力。”

朱民向来都是既包容、又务实的，尽管他更喜欢从事幕后工作。“在过去，这个机构曾十分僵化，”另一位拥有多年中国大陆工作经验的前IMF官员说。“他希望在他可以有所建树的地方产生影响。他曾努力提升小岛屿成员国的发言权。”

此外，朱民还积极参与了华盛顿特区公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经常参加志愿活动（这是美式生活的一大特征），创立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其灵感来自他的秘书玛琳·拉米斯卡尔（Malinee Ramiscal）的两个儿子），并利用周末到华盛顿特区的贫困社区，帮助人们修缮住房。

在他任期结束返回北京之前，从给他换灯泡的电工到蒂瓦里，每个人都收到了他留作纪念的礼物。（他给蒂瓦里的礼物是一个巨大的景泰蓝花瓶，现在就陈放在后者的办公室里。此外，秘书拉米斯卡尔的生日在闰年的2月29日，她每四年都会收到前老板送来的鲜花。）

改革使命

朱民回到北京已经八年了，他目前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担任副理事长。但他仍在继续践行改革IMF的使命。

他呼吁IMF进行深刻的变革，但当前时机却十分不利。这是因为，美国主导了IMF内部的声音，而这个国家正在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反过来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IMF是否能够真正掌控其自身命运——假如它有这种意愿。

例如，尽管存在所谓的“美国例外论”（朱民避免使用这个词），但当今世界的经济力量正在从美国转移到别处。但IMF的投票权并不能反映出全球半数GDP来自新兴经济体这一现实。“在这方面，IMF的治理结构和投票权是远远落后的，”朱民说。

今天，“IMF未能适应这些新的经济现实，没有任何其他国家遭受的损失比中国更大，”几位前IMF官员中的另一位在谈到朱民时说到。“这符合中方的想法，也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

此外，朱民的主张至少间接地挑战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尽管这也引起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共鸣。例如，他对美元作为唯一全球性储备货币的优势感到不安——尽管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呈爆发式增长且财政债务规模庞大，但美元仍然保持着这种地位。相反，他希望特别提款权获得更高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

他还认为，新兴经济体成员国的需求与过去制定IMF议程的少数发达经济体大不相同，后者的要求更具有局限性。IMF必须将其关注重点从传统上强调的经常账户差额、财政收支和汇率问题，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增长、以及同时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上。“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让执董会认同了这一点，”他略带诙谐地表示。

此外，朱民希望IMF建立一个早期预警系统，在出现危机苗头时发出警报；此外，还应通过构建区域安全网帮助提高抗风险能力。（想想“清迈倡议”，它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成立，旨在为东南亚及中日韩等国提供多边互换安排——其目的之一是减少对IMF的依赖。）更富雄心的是，朱民认为，鉴于政府和资本市场都未能成功管理气候风险，IMF应在支持碳中和方面发挥协调作用。“世界银行可以做项目，”他说。“但是，谁来支持为转型提供资金的全球财政政策呢？没有任何一方。”

这种呼吁又是否现实可行呢？许多建议远远超出了IMF当前有限的职能范围，而事实上，我们也不确定是否有任何国际组织具备朱民所呼吁的能力。

建设性合作

朱民可能将自己最终定义为一个改革者，致力于构建一个各国合作建立可持续金融体系，以顺畅、高效的资本流动实现高效增长的世界；但同时，他也生活在一个中国的世界中。

“他一直是国际和谐的倡导者，”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自他们同在IMF工作时，二人就相识了。“他希望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就如何重新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等问题开展平衡的对话。”

但今天，由于一些IMF与中方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中国在涉及第三国债务处置中的作用，以及IMF对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这项使命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中，尚不清楚保持平衡的做法是否会被视为与中国的政策脱节，同时又可能被西方视为北京的代言人。

这正是朱民在过去扮演的桥梁作用，而如今，这却让他显得有些另类。一直担任中西方调解人的朱民，能否引导中国与IMF达成共识？

“他了解两个世界，能说两种语言，”一位前IMF官员说。“但今天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人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了。当愿意发挥这种作用的人越来越少，世上双方都缺乏朱民这样的人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误解。”

然而，朱民仍然保持乐观和耐心。“他总是告诉我们，移动一座山可能需要数年之久，“IMF的刘岩说。“但如果移山需要很长时间，那就请不要等待。先从自己做起。”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