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幕时，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说：“繁荣与和平一样，不可或缺。”按他的话说，这是一条为IMF创始人提供指导的“基本经济公理”。

时至今日，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全球变暖到人口变化和技术变革，皆无法通过各国单打独斗来加以应对。

然而，正当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之时，却事与愿违：割裂、冲突和全球合作的减弱日益严峻，零和思维也不断增多，这有可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贫穷、更不安全。

值此IMF成立80周年之际，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IMF如何才能继续适应新的现实并满足我们190个成员国不断变化的需求？本期《金融与发展》旨在就此提供一些鼓舞人心和发人深省的答案。

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对此保持乐观，她呼吁建立“21世纪的多边主义”——一个更加开放、更具代表性的国际合作框架，其应更好地平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

在本期杂志中，上述观点在以下顶级政策制定者的文章中得到了体现，如巴巴多斯总理米亚·莫特利（Mia Mottley）、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和智利央行前副行长帕博罗·嘉西亚-希尔瓦（Pablo García-Silva）等。在许多方面，他们各自所在地区的经济命运都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更好的多边体系；为此，他们提出了IMF为其成员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若干方式。

在这一点上，各方提出了许多建议。亚当·波森（Adam Posen）认为，如果将IMF的任务范围缩小到其核心宏观经济使命，并赋予其更大的操作独立性，那么将使其更加公平。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观点：将更多权力下放给IMF的管理层，再加上通过改革来提高份额（即每个成员国缴付的出资）分配的公平性，将帮助全世界团结起来以应对重大的问题。

这些重大问题之一便是气候变化。这让我们想到了马苏德·艾哈迈德（Masood Ahmed）的文章，其思考了当前各方就IMF在应对气候威胁方面的适当角色的讨论情况。

当然，IMF早就开始与时俱进、适应变化。IMF的赛拉·帕扎尔巴肖格鲁（Ceyla Pazarbasioglu）展示了IMF在成员经济体定期检查以及地区及全球分析方面有何变化。同样，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也总结了过去全球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

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有一点一直非常清晰。“如果缺乏国际合作，我们就无法开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她从IMF创始人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里得到启发，并总结如下：“凯恩斯会鼓励我们更进一步，成为稳健经济政策、资金资源和知识的全球‘传播渠道’，成为开展全球经济合作的终极平台。”

与此同时，我们也迎来了《金融与发展》这一季刊创刊的60周年。与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全球经济一样，《金融与发展》也已适应了新形势。如今，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平台，供来自众多国家、领域的思想领袖们阐释、讨论那些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期待下一个60年中崭新思维和激励人心的讨论的同时，请让我对我们的所有读者和撰稿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吉塔 • 巴特（GITA BHATT），《金融与发展》主编。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