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往往是混乱的，但它是社会对经济学家无法衡量的事物赋予价值的方式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但制造业企业却逃离了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镇，留下了生锈的钢铁厂和伤痕累累的社区。随着新产业在其他地方兴起，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但许多“锈带”社区仍在应对去工业化的后果。

美国战后的经济转型就是一个例子，它表明，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政策和趋势可能会产生令人痛苦的分配效应：它们制造了赢家和输家。因此，它们引起了争议。但争议并不是回避经济政策的理由，在相关政策能大大提高社会富裕程度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政策制定者往往难以说服公众接受可以改善福祉的经济政策。为了使这些政策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政策和趋势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是，政策必须得到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行为体的认可。

经济学善于确定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的政策。其中一项政策是自由贸易。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大部分经济可以通过消除贸易壁垒而得到改善。任何明智的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都不会假装这是没有成本的：虽然消费者和出口商可能会受益，但是难以抗衡进口的企业和产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目前有一个简单的经济解决方案。如果一项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制造了输家，那么可以用它为社会带来的好处为那些受到损害的人提供补偿。政府可以对那些因贸易自由化而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出口商、消费者）征税，以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例如，汽车工人）。根据定义，这一政策增加了社会福利，既然如此，普遍分配这些收益仍将使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只是采用了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而不是简单地让新失业的汽车工人自谋生路。

补偿问题

在理论上，补偿可能很简单且有力，但在实践中，补偿并不容易。那些因新政策而获益的群体（例如，贸易自由化情况下的消费者和出口商）很少愿意将他们的部分收益纳税。补偿可能代价高昂，而且在政治上面临困难，因此，实际补偿频率远低于经济学家建议的频率。

还有其他一些更复杂的原因导致补偿难以实施。一是时机：在某些情况下，适当的措施是让一代人补偿另一代人。例如，如果2024年的社会承担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例如，解决绿色转型导致的就业岗位流失问题），那么要求子孙后代为2024年的社会作出贡献可能不乏公平性和互利性。但是，我们如何让“未来”付出代价呢？一种方法是政府举债，而让子孙后代承担偿债责任。这在实践中可能是明智的，但它有可能造成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事实上，诱使当前的立法机构让未来的政府破产，这不符合一个国家的长远利益，金融市场可能不会允许它们这样做，因为金融市场可能不愿意为其认为过高的债务提供资金。

补偿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往往不清楚何人会因政策而受益和受害。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将如何应对变化，这一点几乎总是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学家也许对他们的模型很有信心，但劳动者和管理者可能对他们的预测不那么有信心。考虑到有可能让选民面临未知风险，立法者会对支持这项或那项政策持谨慎态度。

与补偿相关的一个障碍是信誉缺失。政府可承诺为那些可能因自由贸易或气候政策而受到损害的群体提供补偿。但是，至少在民主国家，政府会出现更迭。新当选的官员往往是通过批评前任而上台的，他们并不总是很想维护前任的政策。许多政府甚至不信守自己的承诺，更不用说其他人的承诺了。在一个结果和政府政策都可能变化的世界里，那些认为自己可能会受到影响的群体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

对于补偿的最严重保留意见可能不是经济方面的。经济分析的重点是政策和趋势以及最终补偿的纯物质或金钱影响。然而，人们可能会担心那些难以定价的不太明显的物质影响。

例如，贸易自由化导致了美国工业带以及英国北部、法国北部、德国东部和其他前工业区的传统制造业衰落。就业岗位消失显然会带来经济成本，例如，就业、工资、税收和一般经济活动流失产生的经济成本。

贫困地区

但是，贫困地区可能会失去一些与高薪工作同样真实、但不太有形的东西。关闭工厂的小城市或城镇可能会进入社会经济的螺旋式下行：收入下降，财产价值和财产税暴跌，当地服务受到影响，社区的社会结构瓦解。这就是酗酒、吸毒和自杀导致的“绝望之死”流行的前奏（Case和Deaton，2020年）。即使影响不那么严重，当主街变暗时，镇上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也都会受到影响。稳定的经济基础崩溃会导致社区基础损坏（Broz、Frieden和Weymouth，2021年）。

一个常见的补救措施是鼓励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搬到有就业机会的地方。由于种种经济原因，这一点可能难以或不可能实现，因为想从萧条地区搬走的人往往背负着房价暴跌的重担。此外，居民可能出于非金钱原因而不愿意搬家。他们可能在该地区有家人和大家族，有几十年的朋友和邻居，还心怀对当地传统的依恋。不管贫困与否，这个地区都是他们熟悉的地方，是他们的家乡。

采煤区状况的恶化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环境问题和技术变革以及最近的气候政策，煤炭行业多年来一直在衰退。它的衰退摧毁了整个地区，而不仅仅是煤矿工人（Blonz、Tran和Troland，2023年）。许多采煤社区是孤立的，很少实现了经济多元化，因此，一旦开始衰退，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种趋势。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阿巴拉契亚的222个煤炭县中，只有4个县设法保持了“经济生存能力”（Lobao等人，2021年）。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城市居民可能很少知道它们，但数百万人生活在这些产煤县，通常是在紧密联系的城镇里。那里的家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彼此之间建立了社会、文化和宗教纽带。

离开自己家族的历史社区，不仅会产生金钱意义上的代价，还意味着放弃所有的个人关系。问人们怎样才会离开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人的决定都取决于其他人的决定。如果每个人都离开了，为什么要留下？如果每个人都留下了，为什么要离开？社区的未来可能取决于其成员是否团结在一起，至少怀揣着打造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如何权衡廉价服装或汽车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与俄亥俄州、默兹河流域或南约克郡城市和城镇崩溃造成的人力损失？其中有些损失肯定是经济损失，可能适合进行货币补偿。但有些损失是非经济损失，其价值无法精确确定。试想，你如何为紧密联系的多代社区的成员身份定价？

政治是一种衡量标准

事实上，社会确实有一种办法来确定这些难以衡量的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这种办法就是政治。当我们辩论自由贸易与地方工厂各自的优点、或煤炭和石油与风能和太阳能各自的优点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或明或暗地讨论该如何权衡消费者和生产者、受害者和受惠者、当代和后代的利益。

例如，关于贸易政治的大多数研究表明，民选官员更有可能（通过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来保护低工资劳动者所属产业，而不是高工资劳动者主导的产业。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很多；几乎可以肯定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更加同情失业的低薪劳动者。在另一种情况下，从未在农场生活过的城市居民似乎愿意为获取食物支付更多的费用，以帮助维持家庭农户的生活——主要是出于对农村生活方式的怀念和同情。

贸易保护或农业补贴可能具有政治意义（即便不是经济意义），因此是完全有理由的。政治进程可以衡量人们的价值观，包括那些难以定价的价值观。在这种平衡中，深切的关心比一点点的关心更重要。因此，消费者可能只是有一点儿关心玩具的价格，而工业城镇的居民则可能非常关心自己社区的凝聚力，这一点很重要。在政治舞台上，强烈的观点比轻描淡写的观点更重要——可能理当如此。

政治是社会在通常难以比较的事物中据以作出艰难选择的机制。这些选择很少是完美的，而且通常是有争议的。但这就是现代社会评估公民对自身价值观的重视程度的方式。只有在政治舞台上，人们才能权衡小城镇的生存能力与廉价服装给购物者带来的好处。经济增长和进步很重要，但人们也关心其他事情，而这些关心值得考虑。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写过一类人，他们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注意到经济学家能够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定价，这样会更公平、更准确，也更有用。民主政治可能不会让我们对无价之宝（例如，社区、文化和家庭）的价值产生一种广为接受的感觉。但它可以告诉我们社会成员对这些事物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相互权衡。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