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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记述人类向平等迈进的历史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乐观精神，他认为长足的进步往往以革命、斗争、经济危机、解放、不公正和倒退（“社会冲突激化和重构权力关系的转折点”）为标志

皮凯蒂在以往著述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详实的史料，论述了不平等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政治、社会和制度背景等宏大主题，令人印象深刻。皮凯蒂指出，人类社会正朝着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和更公平地分配收入与资产的方向迈进，不过要解决当今世界的不平等问题，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皮凯蒂认为，“大规模再分配”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引发混乱的背景下进行的——1914至1980年间，由于福利国家的发展和累进税制的兴起，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大幅减少。福利国家促进了广大民众在接受教育、获得医疗保健、享有交通服务、领取养老金、面对经济冲击时享有保障等方面的平等地位，而且这些支出更多地惠及了中低阶层民众。 

这种“飞跃”是通过前所未有的税收来实现的——1910年的税收还不到国民收入的10%，到20世纪中叶就提高到了30%至40%。累进税制削弱了财富和经济权力在社会顶层的大规模集中，减轻了税前和税后的不平等，为新的社会契约和财政契约赢得了集体认可。 

皮凯蒂称这是一场“人类学革命”，而与此同时，政治统治阶层一手独揽的控制权逐渐走向没落。皮凯蒂指出，在独立媒体和工会运动的推动下，普选权和竞选有助于确保多数派能够胜出。此外，清算殖民资产和取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积累下的公共债务，为重建和再分配释放了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和财富的集中程度迅速加剧，各种形式的不平等问题持续存在，这说明迫切需要转型。皮凯蒂质疑经济繁荣是否应以增长为核心，他认为金融自由化、放宽管制和国际税收体系中的漏洞有利于最富裕的国家，损害了其他国家（包括“南方国家”）的利益。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今体系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日益合二为一。 

皮凯蒂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重新提升财政的累进程度：大幅提高高收入群体的所得税税率；对富人征收全球财富税；制定基本收入计划；以及取消债务。进步的标志应是公共资金资助选举，工人参与大型企业管理，福利国家超越国界，以及修订全球条约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财富分配不均。皮凯蒂指出，根据以往的经验，“世界经济体系的这种深刻变革”成功有望。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