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 • 迪顿的新书取材于他多年来为普通读者撰写的文章，围绕美国的不平等这一主题展开。迪顿说：“我一直关注着不平等问题，书中内容涉及医疗卫生、养老金、股票市场和国内外的贫困问题。” 他向读者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移居美国的外来经济学者所持的独特视角。迪顿在剑桥（英格兰）攻读经济学，后于20世纪80年代迁居美国，获奖颇丰，并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迪顿主要关注的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收入鸿沟，因全球化、政策和技术进步等原因而掉队的人面临着不断恶化的社会境况，其中包括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死亡率上升——安妮 • 凯斯（Anne Case）和迪顿在此前合著的一本书中称之为“绝望之死”。迪顿认为对气候变化不够重视也是一种不平等，因为这种态度忽视了子孙后代的福祉。

迪顿主张，经济学界应该像亚当 • 斯密（Adam Smith）希望的那样，在研究福利问题时放宽视角，不再局限于收入和财富水平，要将重要的人类福祉也考虑在内，例如有意义的工作、家庭和社区。经济学家应在注重效率和更重视公平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对于政府在协助消除不平等方面可以有哪些作为，也应给予更多关注。

关于公共政策的适当作用，本书作者着重强调了肯尼思 • 阿罗（Kenneth Arrow）的重要观点——仅有“自由”市场是不够的，市场必须具有竞争性，才能实现可以为社会接受的成果。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例如垄断或买方垄断人为提高价格或压低工资，市场结果可能始终有利于部分群体。

迪顿指出，与通常的政策话语臆断相比，应对冲击的调整措施实际上要更加困难。他强调指出，教育不平等和种族不平等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鲜明特点。由于大学学历要求和大城市的住房成本过高，受全球化或技术因素裹挟而背井离乡者往往很难找到工作。另一方面，社会安全网出现缺口，这就意味着相对贫困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将面临更多困难。

为解决不平等问题，迪顿敦促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关注在概念和实际操作方面均存在局限性的再分配，还要关注“预分配”，也就是影响到市场决定税前和转移前收入分配的教育和健康等因素。有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在不减少就业的情况下改善低收入工人的福祉。

迪顿认为，要降低医疗成本、减少贫困、保障更加可靠的退休福利，都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在医疗卫生市场，围绕价格和程序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妨碍了市场竞争。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依赖市场因素会导致医疗卫生方面严重不平等，价格高企，而且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质量低下。

在养老金问题上，迪顿支持公共（而非个人）提供融资并建立的公共养老金，这是因为市场风险很高，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管理风险所需的资金，而对于那些错误地计算了风险或是运气不佳的人来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迪顿认为，各国政府应关注国内贫困问题（这是政府对纳税、工作和服务的本国公民应承担的特定义务）以及国外的贫困问题，但他认为援助并非持久的解决之道。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书中对经济学的批评未免过于笼统，忽视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人们在思想和政策两方面体现出的灵活性，其中也包括IMF在时任经济顾问奥利维尔 • 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的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灵活性。

总而言之，本书涉及主题广泛，信息量很大；迪顿有目共睹的权威地位和丰富经验令书中内容引人入胜；同时，他的写作天分也让本书字里行间颇有趣味。

维维克 • 阿罗拉（VIVEK ARORA）IMF独立评估办公室副主任。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