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未来的长期投资可以将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从增长停滞中拯救出来

四分之一个世纪多之前，《经济学人》首次将德国称为“欧洲病夫”；如今，这个标签再次适用。

这一次，德国患上的是一种“慢性病”，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计划。即将上任的政府提出了财政计划，为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加国防开支提供资金，这是一个开始。但德国也必须使其经济对面向未来的技术保持开放，进一步推动欧洲市场一体化，并在国内建立更强大的资本市场。

过去五年，德国经济停滞不前，相较2019年仅增长了0.1%。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了12%，整个欧元区则增长了4%。从未来预测看，情况也不会好转。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一个为联邦政府提供咨询的独立委员会）预计，未来两年德国经济的增长将持续低迷，潜在产出每年仅会增长0.4%。

1999年，当《经济学人》首次将德国称为“欧洲病夫”时，该国正受到高失业和低增长的困扰。后来，德国实现了复苏。2003年至2005年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改革帮助大幅降低了失业率。21世纪头十年的工资限制措施降低了单位劳动力的相对成本，提高了价格竞争力。

但德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已有所不同。该国经济并不缺乏就业岗位，而是缺乏劳动力。这一情况在未来10年还将进一步恶化，因为预计将有2000万劳动者退休，却只有1250万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年长劳动者继续从事工作的可能性较低，而继续工作的年长劳动者则会缩短工作时长。人口老龄化将加剧该国目前面临的劳动力紧张局面，进一步推高劳动力成本。

事实上，劳动力成本是德国价格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其甚至比能源成本的上升更重要。生产率增长缓慢，再加上工资上涨，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恶化——与法国和西班牙等其他主要欧洲经济体相比也是如此。

德国高度稳定的雇佣关系也是该国面临的一大限制，且其因“短时工作安排”（在这种安排下，工作关系得以维持，但工作时间减少）等措施而得以强化。虽然这听起来对劳动人口有利，但实际上它减缓了结构性转变，延迟了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部门的重新配置，因为企业和员工适应经济不断变化的压力变小了。

制造业衰落

这些不利因素正在发挥作用，在制造业中情况尤其如此——该行业曾经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自2018年以来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即使外国的需求（尤其是中国的需求）在新冠疫情后再度回升，制造业和其他核心行业也并未受益，出口也未能相应增加。竞争力的丧失，再加上贸易割裂的加剧、美国关税的威胁以及在全球市场上来自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将使德国更难重新站稳脚跟。

高企的能源成本也是一个问题。虽然德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经受住了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飙升，但自2022年初以来，能源密集型行业的产出几乎一直在下降。不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相对美国而言，德国能源价格都居高不下；不仅如此，相较许多邻近的欧洲国家而言，德国能源价格也维持在高位。这使得德国对新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较低，例如人工智能产业——其依赖于消耗大量电力的数据中心。国际能源署的估计表明，从2022年到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可能会翻一番，而德国并没有准备好以低成本满足这些需求。

除了劳动力短缺和能源成本高以外，德国的低增长还可能与另外两个因素有关。

传统技术

首先，德国在汽车、机械工程和化工领域的传统领导地位，使其专注并依赖于现有的技术。这些传统行业的现有基础设施、专业技能和成熟市场，使德国经济难以实现多元化，无法发展信息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高科技。虽然按照国际标准，德国的私人研发支出仍然相对强劲，但其主要集中在“中等科技”部门，而这些部门无法再次带来所期望的经济增长。

其次，在传统的德国金融体系下，太多资本被分配给了银行业，流向创新和高风险企业的资金太少。

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可将金融资本引导至效率最高、最具创新性的企业，从而促进长期增长。这对于初创企业等年轻的创新公司来说尤其如此。但德国的企业传统上依赖银行融资，而不是更广泛的资本市场。尽管风险投资的规模已从2011年至2013年GDP 0.02%的平均水平上升到了2021年至2023年的近0.09%，但规模仍然不足，对于成长型公司的后期融资而言尤其如此。与美国或亚洲相比，欧洲风险投资基金的数量更少、规模更小，这使得初创企业很难通过多轮大规模融资获得资金。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意愿投资于欧洲风险资本的大型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机构要么偏好风险较低的资产，要么偏爱规模较大且成熟的美国基金。这带来了挑战，对于经常转移到美国的欧洲快速扩张企业来说尤其如此——在美国，更成熟的资本市场和更优的退出选项（尤其是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等待着这些企业的到来。 

德国应如何应对增长停滞呢？我们认为，德国必须从两个角度解决其经济发展问题：对外，它必须推动欧洲市场的一体化；对内，它需要促进面向未来的长期投资。

欧洲一体化

为了拉动增长，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需要一体化的大型市场，这将使企业能够扩大规模。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能够单独与庞大的美国市场竞争——事实上，与中国市场相比也是一样。因此，德国必须积极推动欧洲在商品、服务、资本和能源市场方面的更深入一体化。德国和欧盟不应该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作出反应；相反，它们应该专注于自身现有的优势，积极寻求协调计划，使之作为一个一体化的单一市场，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

在单一市场中，虽然并不存在正式的贸易壁垒，但仍然存在许多非贸易壁垒。这些非贸易壁垒包括：获取销售商品、服务所需许可证和执照方面复杂或繁琐的程序；以及缺乏税收方面的协调。这些障碍阻碍了德国和其他欧洲企业扩大规模，使它们无法利用拥有近5亿消费者的单一市场所提供的潜在机遇。欧盟委员会应优先消除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壁垒，并协调各国的监管法规。

能源方面也是如此。协调各国的电力系统将降低系统成本并提高能源交易的效率。在这方面，采用一种欧洲视角而不是只关注国内需求，也很重要。如果所有国家都能合作协调，欧洲能源的解决方案就可以显著提高效率并改善成本效益。

为了给数字化、国防建设、绿色转型所需的大量投资提供资金，德国必须注重建立更加强大、更一体化的资本市场。对德国而言，一项关键举措是带头努力完善、协调各国的破产制度，降低欧盟境内资产估值的难度。

此外，欧盟应加强、改革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可以将资源引导至欧洲投资基金或“欧洲技术冠军计划”，从而在欧洲层面增加风险投资资金。此外，德国家庭也需要了解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优势。储蓄工具的重大变化（即从储蓄账户转向广泛分散的股票市场投资）不仅会提高回报，还能鼓励长期投资。

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

向国内看，德国明显需要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吸引外来劳动者来大幅增加其国内劳动力。提供可靠的高质量保育服务，对于增加母亲的工作时间至关重要——目前，有约二分之一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应更好鼓励年长者继续工作，相关措施包括：限制提前退休，以及将标准退休年龄与更长的预期寿命挂钩。应加快行政移民程序，并将《西巴尔干条例》（该条例为获得工作的人提供劳动力市场的准入资格）扩展到更多国家，这可能会帮助吸引更多的熟练外国劳动者。

多以年来，德国一直忽视了面向未来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国防和教育方面。即将上任的政府认识到了这些需求，而议会已经通过了一揽子财政计划——该计划为基础设施设立了一项特别基金，并将超过GDP 1%的国防开支从“债务刹车”（德国宪法对公共借款的限制条款）中免除。财政规则的这一变化很有魄力，为陈旧基础设施的升级带来了急需的资金。

但是，它并没有解决两大主要问题。首先，该提案没有弥补现有“债务刹车”机制的设计缺陷。一个缺陷是，它缺乏过渡阶段。在危机年过后，“债务刹车”将在下一年立即恢复，这可能会扼杀潜在的经济复苏。更有效的做法是允许逐步、有序地减少结构性赤字。另一个缺陷是，现有规则没有考虑整体的债务与GDP之比：无论更广泛的财政可持续性状况如何，其都施加了相同的约束。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改革未能触及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倾向：决策者更倾向于迎合现有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视对后代更具意义的长期回报。虽然特别基金仅用于“额外的”基础设施投资，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此外，重新定义国防开支的构成可能会通过将其排除在“债务刹车”之外而创造短期财政空间；但这有可能鼓励消费性支出，而不是结构性改革。如果德国致力于在长期达到北约2%的国防开支目标，那么国防开支应来自核心预算。

更广泛而言，必须有策略地利用任何可用的财政空间，优先考虑着眼未来的投资，以增强长期竞争力，而不是掩盖更深层的结构性弱点。否则，德国几乎肯定会陷入长期的增长停滞。

乌尔里克 • 马尔门迪尔（ULRIKE MALMENDIER）是哈斯商学院“Cora Jane Flood”金融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她是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克劳迪娅 • 沙夫兰卡（Claudia Schaffranka）是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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