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塔巴塔·阿马拉尔（Tabata Amaral）出身于贫民窟，后来却成为了一名议员。她希望未来的神童能依靠政策而不是运气取得成功
“我之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公立学校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塔巴塔·阿马拉尔表示。她所说的“这里”，指的是她在巴西众议院的办公室。这位年仅31岁、已开始第二个任期的女士抽出时间在这里接受了《金融与发展》杂志的视频采访，同一天，议会对该国的2025年联邦预算进行了投票。
阿马拉尔是一名从科学神童转变而来的教育活动家和政治新星，她的生涯既体现了个人才华的各种可能，又反映出了现实中培养才能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出身贫寒的孩子而言。在开展实验室和奖学金方面的支出前，首先要做的是拓宽他们的视野，或者用阿马拉尔的话说，实现他们“梦想的权利”。“如果你连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怎么会梦想得到它呢？”
阿马拉尔的父母分别是家政人员和公共汽车售票员，她出生在一个贫困社区，位于巴西最大、最富有但高度不平等的城市圣保罗的郊区。她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的学生，11岁时就曾在巴西公立学校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了她的第一枚奖牌。她获得的奖励是参加一个周末补习课程，以及一小笔零用津贴。“这让我在11岁时就明白了世界很大，”这在当时意味着我能够第一次踏入这座城市的富裕社区。“它让我拥有了梦想一个不同未来的权利。”
她继续在巴西国内外摘得了数学、化学、机器人、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领域的40余枚奥林匹克竞赛奖项（她始终是国家队中唯一的女孩），并获得了一所精英高中的全额奖学金。她成为了家里第一个完成中学学业的人。在进入巴西最负盛名的大学学习物理学后不久，她就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她选择了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在得知她被录取的四天之后，她的父亲自杀了——他曾有过心理健康问题和药物滥用史。她因离开悲伤的家人们感到内疚，并曾考虑过辍学。“这感觉就像是生活告诉我不要再做傻事了，回到我真正的归属之地。”她认为，她得以重回正轨，应归功于她以前的老师们。“他们说，如果我离开，这个机会就永远不会再次发生在一个来自巴西的穷女孩身上。”
转折点
在哈佛大学的第三个学期，按照通识教育的要求之一，她报名参加了一门关于拉丁美洲比较政治的课程。这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好像这门课就是关于我的生活，关于拉美的不平等。为什么我在这里，而其他人不在这里？”那门课的教授开玩笑地说，阿马拉尔这个来哈佛求学之前学了一年半英语的人“英语最差，但提出的问题最好”。虽然获得了一大堆科学领域的奖章，但她还是从天体物理专业转到了政治学专业，并凭着一篇关于巴西教育改革有效性的论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时，她还从事了多种工作来养家糊口。
2014年回国后，她首先成立了一个教育倡导组织，该组织很快就获得了各种奖项和国际资助。2018年，25岁的她竞选国会议员。在该国人口最多的圣保罗州选出的70名议员中，她的得票数高居第六。2022年，她再次当选国会议员，且得票数比第一次又多了三分之一。去年，她竞选了圣保罗市市长。虽然她在这场激烈的竞选中屈居第四，但她的选票几乎达到了上次选举的两倍。
进入国会后，阿马拉尔的一个首要任务是为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这项让她第一次看到了更宽广世界的竞赛筹集资金。该项目是由巴西科学技术部于2004年创建的，就在那一年，她获了奖，这是她众多奖章中的第一枚。多年以来，该项目的预算被大幅削减，尽管有证据显示，当一名学生获得科学奖项时，整个学校的逃学率会降低，后来大学的出勤率也会更高。她说，此类项目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政策”。
对阿马拉尔来说，让数学竞赛保持活力可能具有更深层的个人意义。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部长，恰恰是她交往五年的男朋友若昂·坎波斯（João Campos）的父亲。坎波斯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在二人初识时是一位立法委员，在去年轻松赢得连任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州首府累西腓市长。
Tabata Amaral (right), with her mother, Maria. Credit: Courtesy Tabata Amaral.
“我的人生轨迹是一个统计上的奇迹。有太多事本可能会出错，而我非常幸运。”阿马拉尔承认。因此，她专注于创建机制，让其他有天赋的学生能够依靠政策而不是命运。第一步要拓宽学生们的视野，帮助他们培养梦想的能力。“当你贫穷时，你会在没有参考或榜样的情况下长大。你甚至不知道如何进入大学。我们需要向孩子们展示世界很大，可以通过教育、体育和文化来体验它。”
她竞选市长时的教育提案包括全日制学校教育、公共外语课程和年轻人的外国交流计划。“将孩子送往国外待六个月比最终让他在监狱里待六个月要便宜。”她说道，并补充表示这是一个基于事实的比较，而不是一种修辞。
如果很难让孩子上学，那么让孩子在学校里待到毕业就是另一种不同的挑战。阿马拉尔起草的一个项目为低收入中学生提供了两方面的资金：每月的零用钱津贴，以及只有在高中毕业后才能使用的储蓄基金。她的亲身体验是，即使是一小笔钱，也可以改变一些儿童需要辍学养家的严酷现实。“当我在11岁第一次拿到一小笔薪水时，它向我的家人表明，我可以边学习边赚钱。这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她说。
勇敢梦想
她与一组经济学家合作设计了这个项目，其依据是有证据表明，学校缺勤和较低的教育水平最终会让政府付出更多的代价。“高中辍学的学生预期寿命会缩短长达四年，生产率较低，而且更有可能入狱或罹患重病。”她说，并引用了经济学家里卡多·佩斯·德·巴罗斯（Ricardo Paes de Barros）的研究——他估计逃学给社会带来的总成本为GDP的3%。自2024年3月起，这项国家计划已经使超过300万学生受益。
接下来，她想将该项目扩大，覆盖低收入的大学生。因为她很清楚，许多相同的问题会在下一个学业阶段更加严峻。贫困学生需要克服社会障碍、污名效应——“我听别人对我说过很多次，我最终可能会像我爸爸一样，成为一名瘾君子”，以及不为中产阶级所知的经济障碍。“当孩子们最终开始梦想远方时，他们可能会非常勤奋，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她说，“但到头来，如果他们连公交车费都没有，那这些就都无从谈起。”
安德烈亚斯 • 阿德里亚诺（Andreas Adriano）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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