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民主化可以利用待发掘的人才，并刺激经济增长

在2,400年前，柏拉图曾经说过一句格言：需求乃发明之母。不过，单纯的需求并不能促成发明。发明的成就还需要机会。最近的研究表明，一个人成为创新者的可能性反映了父母在收入和社会因素方面的背景。天资聪颖但出身贫寒的孩子在创新方面的水平往往远低于他们的潜力；而来自更富裕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的孩子则更有可能追求创新。

这就产生了“失落的爱因斯坦”和“失落的居里夫人”现象。这种说法是我与研究人员亚历克斯 · 贝尔（Alex Bell）、拉吉 · 切蒂（Raj Chetty）、内维安娜 · 佩特科娃（Neviana Petkova）和约翰 · 范 · 雷宁（John Van Reenen）在2019年首次提出的。在世界各地的创新者中，女性的代表性尤其严重不足。这不是一件小事。按照鲁奇尔 ·阿加瓦尔（Ruchir Agarwal）、伊娜 · 甘古利（Ina Ganguli）、帕特里克 · 高尔（Patrick Gaule）和杰夫 · 史密斯（Geoff Smith）的说法（2023年），如果世界各地有才华的青年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潜力，那么全世界未来几代人的科学产出可以提高42%之多。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创新职业的民主化是扩大长期增长和缩小不平等的关键。通过调动大量待发掘的人才，我们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是应对绿色转型、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和减贫以及缩小性别和代际不平等等关键挑战所必需的。简单、有针对性的政策可以实现创新民主化。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父母的背景

六年前，我和我的研究同事发表了一项关于谁将成为美国发明家的研究。我们使用美国专利商标局1996–2012年的数据，显示了父母的收入与获得专利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见图1）。就父母收入低于第80百分位数的人而言，每1000人中只有不到四个发明家。就父母收入处于最高20%的人而言，每1000人中有多达八名专利持有人。

我们通过改进分析，比较了三年级数学考试成绩相似的人从事创新职业的机会。数据显示，无论父母收入如何，那个年龄考试成绩较差的孩子最终成为发明家的可能性通常较小。但在成绩处于第90百分位数或更高的孩子中，那些父母收入处于最高20%的孩子长大之后成为专利持有人的数量是较低收入家庭孩子的两倍多。

父母的贡献不仅是为子女的教育和创新职业提供经济支持，还包括知识和抱负的传递。在芬兰，从幼儿园到博士学习，教育是完全免费且普遍可及的。然而，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菲利普 ·阿吉恩（Philippe Aghion）领导的研究人员在2017年发现，芬兰在创新职业机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程度与美国的差异相当。这表明，社会因素而不是财务限制在决定这些差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童年的榜样造就了影响职业选择的抱负。

宏观经济影响

待发掘人才的宏观经济成本是惊人的。我与埃利亚斯 · 埃尼奥（Elias Einio）和乔什 · 冯（Josh Feng）在2023年共同开发了一个新模型，它表明，创新职业机会方面的性别平等可以将生产率增速提高70%。对于美国等高收入国家，这相当于生产率年增速从2.0%提高到3.4%（图2）。如此可观的收益将对社会福利和税收收入产生深远影响。研究人员的模型还表明，让能力最强的孩子从事创新职业将能最大程度地扩大经济收益。

在决定从事创新职业的机会方面，家庭背景与性别同样重要。向技能水平处于最高1%的所有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都可以将GDP增长率提高55%。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旨在缩小这些差距（无论是性别差距还是社会经济背景差距）的政策对于宏观经济非常重要。 

创新的方向

实现发明者群体的多元化还有另一个重要好处。除了加快创新步伐外，发明者的多元化还可影响创新的方向。历史上的例子表明，创新者的个人经历往往会塑造他们的创业愿景，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从这些创新中受益的社会人口群体。从本质上讲，创新者往往专注于解决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

例如，在19世纪后期，富有的美国社交名媛约瑟芬 ·科克伦（Josephine Cochrane）发明了“洗碗机”来保护她的精美瓷器，因为她的帮佣在洗碗时经常会损坏这些瓷器。更近期的一个例子：克里斯托弗 ·格雷（Christopher Gray）是被生活艰难的单身母亲拉扯长大的，他的经历促使他开发了奖学金应用程序“Scholly”。格雷创建该应用程序来帮助学生根据专业或居住州等标准搜索私人奖学金机会。与此同时，一些女性企业家在设法解决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需求，她们正在推动“女性科技”（使女性受益的新健康技术）的繁荣。

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者经常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创造量身定制的产品，从医疗创新到移动应用程序，再到包装消费品。例如，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创新者更有可能开发针对高收入消费者的产品。他们往往不考虑那些满足基本需求的行业（例如食品业），而更有可能参与针对奢侈品市场的行业（例如金融业）。性别和年龄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模式。这些趋势扩大了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购买力差异。

政策建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促进创新不仅需要一般的人力资本政策，还需要有针对性的举措，以提供接触创新职业的特定机会。贝尔（Bell）等人在2019年证明了童年时期与发明家的接近会增加一个人成为发明家的可能性。最近的随机对照试验突出表明，导师计划和榜样效应对职业选择非常重要。布雷达（Breda）等人在2023年发现，高中女生即使仅是短暂接触科学领域的女性榜样，她们对本科专业的选择也会受到显著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12年级的优秀女生所受影响尤其大，她们更有可能在大学里学习选修男生主导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课程。研究人员发现，在这种干预之后，学习STEM课程的学生的性别差距明显缩小。其他政策（如专项资助计划）也有助于弥合性别和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导致的创新人才缺口。

更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也可以加速创新的传播。尽管“失落的居里夫人”计划主要侧重于为新技术的开发寻找有待发掘的人才，但加强现有人才的扩散对于生产率增长同样至关重要。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更有能力采用新技术，这意味着缩小社会人口群体或地区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可以促进创新的传播并减少不平等。康奈尔大学的埃利奥 · 尼米尔-大卫（Elio Nimier-David）在2023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法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创建新的大学之举扩大了受教育机会并促使更多新企业形成。

此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低收入国家实现创新职业机会的民主化。阿加瓦尔（Agarwal）等人在2023年指出，降低移民壁垒，并扩大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顶尖外国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将使上述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追求创新和增长不必以牺牲社会流动性或性别平等为代价。通过释放尚未发掘的人才的潜能并确保公平获得创新职业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培养多元化的创新者群体不仅对于经济增长、而且对于为所有人建设更加包容和繁荣的未来都至关重要。创新民主化在促进繁荣方面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具有同样的巨大潜力，同时，对提高包容性和平等性的作用要大得多。这就是创新的未知前沿。

泽维尔 • 贾拉维尔（Xavier Jaravel）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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