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道德方面的深入洞察重新纳入经济学，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政治结果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道德心理学和经济学这两门学科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专注于不同的问题，几乎没有相互影响。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哲学家，就会发现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与道德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最近，这两个领域开始重新联系起来——人们认识到，道德以深远的方式影响着经济行为，反之亦然。这是我2024年针对该领域最新文献撰写的一篇综述所讨论的内容。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相信上述交集的不断增长不仅会为学术界提供宝贵的经验，也将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有益的经验，让他们能应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政治两极分化以及对制度信任程度的下降等当今最重大的挑战。

推动重建道德心理学与经济学联系的一个最基本理念源自道德心理学，认为道德是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功能的工具而发展演变的，正如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正义的心灵：为什么好人会因政治和宗教因素而分道扬镳》中指出的那样。

简单来说，道德被认为是一种机制，社会通过它来加强合作，实现大规模生产交换并形成社会凝聚力。道德具有社会和经济功能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进化论的观点中：随着人类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合作成为了生存的必要条件，而道德体系的出现则是为了实现这种亲社会的行为。

经济帝国主义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将道德视为一种对经济问题回应（如确保交易中的合作）的表述，意味着道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调整适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道德价值观也在变化。例如，全球化市场的兴起可能会使社会从特殊主义道德框架（即优先考虑紧密的群体内合作的道德框架）转变为更为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其强调在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中实现公平和平等）。

经济学家运用了这些来自道德心理学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扩展。经济学家将他们的工具和方法应用于其他社会学科（如心理学或人类学）的传统探索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经济帝国主义”。虽然这种做法偶尔会因侵犯其他学科而受到批评，但如果它们相互协作，则会非常高效。

经济学家没有试图取代道德心理学，而是通过大规模的实证工作，对道德心理学的理论（如道德的功能性作用）进行了成功的检验和验证。他们由此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尤其是当需要在更广泛的真实环境中进行实证检验时。

要了解道德体系如何随经济环境而演变，我们可以看看几个关键的例子。首先，历史上的亲属关系结构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研究。拥有强有力的大型家庭网络的社会往往依赖于家庭内部的密切合作，这导致了特殊主义的道德价值观。这些社会更看重对家庭和本地社区的忠诚，它们的道德体系反映了这种重视。

然而，正如我在2019年的一篇论文中所展示的那样，具有更松散亲缘关系的社会往往会发展出更为普世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其中，一个人会公平对待陌生人和关系遥远的人。普世主义道德和特殊主义道德之间的这种区别，以及其与历史上亲缘关系结构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道德信仰、价值观和情感的跨文化差异。

其次，市场在塑造道德价值观方面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一些社会中，陌生人在市场上的互动十分普遍，这些社会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例如，公平地与外人打交道——可能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我自己2023年的一篇论文）表明，一个社会在历史上接触市场越多，就越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普世主义。人们在市场上与陌生人互动越多，就越能形成有利于非个人化的合作和信任的道德规范。

最后，生态条件（也即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也可以影响道德。在邻里之间密切合作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地方，例如，在土地具有同质性且十分肥沃的地区，往往会发展出特殊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强调密切的社区联系，这对农业的生产率至关重要。

相反，正如以色列经济学家伊茨哈克·扎基·拉兹（Itzchak Tzachi Raz）所指出的那样，生态条件更加多样且呈现碎片化的地区，可能会孕育普世主义价值观，因为与近邻合作（和向其学习）对经济生产来说没那么重要。

政治和经济结果

道德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是双向的：经济环境塑造道德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反过来又会影响政治和经济结果。在当今政治两极分化的环境中，道德差异往往是经济政策分歧的基础。例如，普遍主义价值观和特殊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群体在税收、再分配、移民、气候变化、全球化和对外援助等问题上持有相反的观点。

主要的一个见解是：相对而言，许多传统的左翼政策在本质上都是普世主义的。普世主义个人优先考虑所有人的公平和平等，他们更有可能支持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包括对外来人口实施这类政策。他们也更支持“全球主义”政策，如对外援助、推动全球化和防止气候变化。特殊主义个人会更多考虑对内部群体的忠诚，且往往会反对上述政策，担心再分配可能会牺牲自己社区的利益，而使外部群体或陌生人受益；或是认为移民可能会损害其邻里的就业前景。这种道德观念上的分裂导致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并使推动就经济政策达成共识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我对美国投票模式的一项研究表明，选民的道德价值观与政治候选人的言论和政策密切相关。雷蒙德·菲斯曼（Raymond Fisman）、路易斯·莫塔·弗雷塔斯（Luis Mota Freitas）、史蒂文·孙（Steven Sun）和我最近收集的证据，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系。我们使用关于捐赠的大规模数据，定量分析了普世主义道德。根据我们的方法，如果美国某一地区的捐款更多流向（地理或社会意义上）更遥远的受益人，那么该地区的普世主义程度就被认为更高。因此，普世主义者或多或少不是亲社会的——相反，具有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地区对遥远地区给予更多，而对本地社区的事业投入较少。

我们的研究显示，普世主义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更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并会选出在讲话中使用普世主义道德表述的代表。此外，这些地区的代表在唱名投票中更多呈现出左倾倾向，即使在同一个党派内部也是如此，这进一步表明了这些道德价值观会如何影响选举结果和立法行动。

跨学科方法

传统上，经济学家对深入研究道德问题持谨慎态度，他们更愿意坚持开展数据驱动的实证分析。然而，我相信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更多涉足道德心理学而受益，就像心理学家可以通过吸纳经济学见解而受益一样。每个学科都具备独特的优势：经济学家擅长管理和分析大规模数据，而道德心理学家则善于理解个人决策和道德推理的复杂过程。

这种跨学科方法可以让我们更丰富、更细致地理解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以再分配问题为例。心理学研究可以阐明为什么人们持有关于公平和平等的某些道德信念；而经济数据可以揭示这些信念如何转化为投票模式和政策偏好。通过结合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道德价值观如何影响经济行为和结果。

这些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它表明有效的经济政策不能忽视道德因素。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人们的经济偏好往往会受到其道德信仰的影响，而不同群体的道德信仰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与某一群体的道德价值观一致的政策，可能会遭到另一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群体的强烈反对。

了解这些道德观念的差异，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出更有效、更公平的政策。例如，就那些迎合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再分配政策而言，如果其表述能够引起具有特殊主义价值观的群体的共鸣，如强调对本地社区的好处，那么它们可能会更加成功。

此外，认识到道德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预见并解决政治的两极分化问题。这对弥合我们的道德鸿沟、避免我们更加远离共识至关重要。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