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资本主义理论主张对市场进行约束，而非予以盲目信任

发人深省的隐喻往往会给学术经济学家的枯燥文字增色。但若亚当·斯密当初没有提出“看不见的手”，我们的生活本该会更好。他提出这个概念时并没多少深意，“看不见的手”只在《国富论》的两卷书中出现过一次，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出现过一次，且后者的语境与《国富论》截然不同。

但在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家们围绕“看不见的手”建立了一整套世界观，由此催生出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用美国前参议员帕特·图米（Pat Toomey）的话来说，即“资本主义无非是经济自由”，无需加以干预，即可自行运作。这些经济学家就像卡通角色威利狼（Wile E. Coyote）一样，带着毫无支撑的计划向前迈进。只不过，当他们的荒谬之处被揭露时，跌入深渊的并非经济学家自身，而是普通民众。

要理解“看不见的手”，首先要回顾其原始出处：斯密写道：“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此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指一种神奇的力量，而是指对国内产业的偏向，以及对产业进行管理、使生产物价值达到最大程度的决心。

因此，在“看不见的手”被提出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概念确实也只得到了其所应得的少量关注。但若将“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输入Google Ngram搜索引擎，绘制1800年以来所有英文书籍中该短语出现的频率，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出现频率表现出了势不可挡的上升趋势。为了捍卫民主资本主义，抵制对共产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热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经济学家采用了斯密的这一隐喻，将其置于自由市场逻辑的核心。

盲目信任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于1948年首次出版，在数十年里始终是经济学科的主要教科书。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杂志的长期编辑乔纳森·施莱弗（Jonathan Schlefer）揭示了该书如何将斯密的简单见解曲解成了一种盲目信任的宣言，并将其置于萨缪尔森经济世界观的核心。学生了解到的是，斯密曾写下这样的话：“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中间连表示节略的省略号都没有。

哈耶克则将这一原则上升到了宗教的高度，宣称这是对“自发力量”的“信仰”。他自豪地表示：“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我们假定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无论如何都能做出必要调整，以适应新情况，虽然无人能预见这些力量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历史学家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hlaes）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亚当·斯密创造了“看不见的手”这个“强大有力的形象”，这只自由商业之手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神奇的秩序与和谐。“看不见的手”原本描述的是市场在何种条件下能够促进共同利益，而至此它却成为了一种断言——无论条件如何，市场都能奇迹般地自动促进共同利益。

然而，脱离了斯密的条件，这一逻辑在理论上会立即瓦解，在实践中也的确已经崩盘。如果开采自然资源、从事农业生产、建设基础设施和制造产品这些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艰苦工作能提供最佳的资本回报，那么追求私利的商人确实会去促进共同利益。但如果这些活动的投资回报始终不如开发一个独角兽云应用（只用少量员工，便可在一两年内将用户规模扩张至数百万）那么诱人，则资本主义虽然可能复制出GDP增长的现象，但却无法按照斯密描述的方式运作，也无法满足一国的需求。

国家衰落

若增长和利润的扩张依赖的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投资，那么会发生创新涌现、工资上涨、繁荣蔓延的局面。但若企业可通过将生产外包给外国劳动力或将外国劳动力引入美国从事“美国人不愿做的工作”，从而轻松地扩大销售同时降低成本，那么资本主义将无法正常运作。如果顶尖商业人才发现，比起在实体经济中进行生产性投资，频繁转手交易大量资产可以赚更多钱，那么资本主义也将无法正常运作。正如美国所经历的，市场可产生利润，但其也会导致国家衰落。

如果追问经济学家，为什么他们能确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可带来繁荣，他们的解释便会变得含混不清，甚至毫无实质内容可言。要明确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是可以正常运作的，但必须要施加约束条件，确保其生成的商业模式的确具有互利性。当俄亥俄州的本地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回报而将资本转移到深圳时，俄亥俄州的工人要如何从中获益？哈耶克曾信誓旦旦地说，“需求与供给、出口与进口等方面之间的一些必要平衡，无需人为干预便可实现”。然而，美国的万亿美元贸易逆差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看不见的手”这个假设的荒谬之处在于，华尔街的精英们坚信，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加深必将于国家有益，因为这是人们选择的逐利方式。例如，芝加哥大学的两名教授托德·亨德森（Todd Henderson）和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声称，私募股权投资可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而这一观点的依据仅仅是此类投资的总体回报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但在经济学中，并没有实际理论或证据表明，为杠杆收购基金带来最高回报的策略与斯密所说的最能“促进公共利益”的投资形式有任何关联。

市场原教旨主义

对“看不见的手”的误解助长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斯密的真实观点为当代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相当实用的指导。我们如何才能促进形成一种偏向，让人们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并确保“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是通往利润最大化的道路？这些条件，再加上“自由”，是资本主义体系良好运作的前提。

令人振奋的是，2014年至2015年，“看不见的手”在Google Ngram中出现的频率突然停止激增，随后开始以同样的幅度急剧下降。而这一时期，恰逢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及其同事发表“中国冲击”研究，以及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呼吁关注“绝望之死”情况的灾难性增多。次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我们的政治体系就像是挥起了一只看不见的手，确确实实对失败局面作出了响应，并创造了补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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