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 · 韦利斯（Chris Wellisz）介绍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利亚·普拉特·鲍斯坦（Leah Platt Boustan），她使用族谱数据来检验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

早在成为经济历史学家之前，利亚·普拉特·鲍斯坦的家族传说就影响了她对移民的信念。高中时，她和父亲一起从波士顿飞到芝加哥，采访她的叔祖父乔（Joe），了解家族祖先的情况。他们对家谱的兴趣来自于电影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en Spielberg）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

利亚和她的父亲在三脚架上架设了一台摄像机，然后听她的祖叔父描述他的父亲（1891年从俄罗斯来到美国的移民）如何从手推车小商贩起家，最终开设了自己的商店。乔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成为了一名律师，实现了阶层攀升的美国梦。

这个故事支持了鲍斯坦的最初观点：在过去，移民家庭可以迅速实现社会经济阶层的攀升；但对于今天的移民来说，这种进程要慢得多。但当她和最终的合作者兰·阿布拉米茨基（Ran Abramitzky）开始分析数十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以追踪移民家庭数代人的命运时，他们意识到：最近来自危地马拉或尼日利亚的移民的孩子与19世纪来自意大利、挪威或俄罗斯的移民的孩子表现一样好。

“对我来说，最大的惊喜是当我们研究如今的移民子女和百年前移民的子女时，”鲍斯坦，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表示，“我发现，之前自己的一个观念——如今移民的子女更难出头——被数据证明是错的。”

具有挑战性的假设

这只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之一，而这些观念激发了关于美国移民政策的、常常火药味十足的公众辩论。在十多年的时间中，鲍斯坦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布拉米茨基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对关于美国移民的若干假设提出了挑战。这些假设的例子包括：如今的移民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里抢走了工作；以及，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可被迅速同化。

这些学术研究的受众原本只是其他的经济学家。但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及之后，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趋于白热化，当时，阿布拉米茨基和鲍斯坦认为是时候向更广泛的受众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了。

鲍斯坦说：“那时，我和兰开始讨论说，‘也许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确实对当前的讨论有所帮助’。”这就是他们2022年出版的《黄金街道：不为人知的美国移民成功故事》一书的起源。这本书采用了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散文文体，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得到了广泛好评。

鲍斯坦对经济史的兴趣始于她就读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期间，她大三和大四时的论文导师是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亨利·法伯（Henry Farber）。法伯向她介绍了“全国青年纵向调查”，跟踪了一组年轻人在工作生涯中的进展情况。与此同时，在城市历史课上，她了解了20世纪美国黑人从南方农村向北方城市的大规模迁移。

课外，她在普林斯顿的另类本科生刊物《拿骚周刊》（Nassau Weekly）上磨练了自己的写作和编辑技能，并成为该刊的联合主编。鲍斯坦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源于大学毕业后在公共政策杂志《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工作的那一年，该杂志的创始人包括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时期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

鲍斯坦决定不去从事新闻工作，而是利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奖学金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法伯的建议下，她选择在哈佛大学学习，师从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后者因其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作用的研究而在日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黑人移民，白人逃亡

鲍斯坦的博士论文“黑人移民，白人逃亡：黑人移民对北方城市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她后来大部分作品的起点。在该论文中，她研究了黑人移民与二战后几十年中出现的北方城市白人居民向郊区迁移之间的联系。

戈尔丁回忆说，鲍斯坦是一名有着明确目标的学生，她也尤为醉心于智力探索的美妙之处。鲍斯坦对该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她在工作中察觉到，移民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戈尔丁说。不可预见的政策或技术可能使人们滞留在他们无法达到最高生产率的地方，例如，以前南方农村的奴隶，或是欧洲的贫困群体。“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戈尔丁表示。

在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鲍斯坦将关注点从移民转向了入境移民。该论文研究了宗教迫害与赴美追求更好生活机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这种作用促使大约150万俄罗斯犹太人迁移到美国。这篇论文发表于2007年，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她遇到了阿布拉米茨基。

阿布拉米茨基是一位以色列公民，他来到美国，在西北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基布兹社区，在这种社区里，成员共享财产。阿布拉米茨基使用细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研究为什么有些人选择离开基布兹社区，放弃他们所拥有的那部分公共财产，转而在市场经济中碰运气；而同时，另一些人却选择留在了社区里。

二人当时都是助理教授：鲍斯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阿布拉米茨基则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鲍斯坦曾获得2006年经济史协会美国历史最佳论文奖；阿布拉米茨基则获得过非美国历史最佳论文奖。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亨廷顿植物园的锦鲤池附近散步时相识。当时，他们正参加一场加利福尼亚经济历史学家的会议。二人很快就沉浸在了彼此的交谈之中。

这场谈话转向了探讨大数据集被用作一种在比基布兹社区更大的规模上开展分析的工具的潜力。“我当时问，你知道做什么事才真的酷吗？”鲍斯坦回忆道，“如果我们能开展这种十分详细的研究、但以欧洲向美国大规模移民时代为对象，会怎么样呢？”这个想法最终催生了他们的第一篇合著文章：“疲惫、贫穷、拥挤的欧洲大众：大规模移民时代的自我选择和经济成果”。该文章于2012年出版。

与此同时，她继续在黑人移民方面开展工作。她的第一本书——《应许之地的竞争：北方城市和劳动力市场中的黑人移民》于2017年出版。该书指出，虽然向北迁移的黑人因更高的工资而受益，但原本在北方出生的黑人由于当时黑人劳动者可从事的工作有限而面临了更大的竞争。

学术合作

与此同时，她与阿布拉米茨基的合作蓬勃发展。“如果不谈论与兰的合作，就很难谈论我的职业生涯轨迹。”她说，“我们所有的学术工作都是一起完成的。”

“我们非常尊重和信任彼此。”阿布拉米茨基说，“有些人的合作只是‘这个人可以编写模型，那个人可以做数据工作’。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非常相似。”

他们研究美国移民的宝贵数据来自于Ancestry.com，这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族谱网站。他们开发了计算机算法，将几代人的人口普查数据联系起来，从而可以研究移民子孙后代的命运。

阿布拉米茨基回忆说，他曾经接到过该网站一位律师的电话，那人开玩笑地说：“你在帕洛阿尔托那边肯定有一个大家庭。”阿布拉米茨基向他解释说，他和鲍斯坦正在使用该网站进行一项学术研究，“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合作伙伴”。

他们从“埃利斯岛口述历史项目”汇编的数千次采访中收集移民故事，从而让数据变得鲜活，并开展了自己的调查。“每个移民都有一个故事，但我们可以通过查找海量的移民家庭来汇总这个故事。”阿布拉米茨基说。

鲍斯坦甚至采访了自己的父亲，就像她在波士顿郊区读高中时采访她的祖叔父乔一样。“我几乎能感觉到薪火已得到了传递。”她说，“努力保留这些过去的故事，似乎是我们家族遗产的一部分。”

阶层攀升

那次采访证实了她的发现，即第一代移民的经济状况通常不比当地人更好，因此，白手起家只是一个传说。相反，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向社会阶层攀升都是渐进式的。缩小与本地美国人收入差距的是第二代移民。

阿布拉米茨基和鲍斯坦揭穿的另一个传说是：如今的移民不像以前那样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社会。相反，他们发现，如今的移民同样在努力接受美国的文化。他们学习英语的速度同样快，离开移民居住区的可能性也同样大，与另一个国家或种族的人结婚的可能性甚至会更大。

也许他们得出的最违反直觉的结论是：移民的成功并不是以牺牲土生土长美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诚然，一些从事与移民相同工作的劳动者面临了更大的竞争（他们自己通常就是新近的移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不会竞争相同的工作，而是集中从事不需要英语能力的工作，例如园林绿化或建筑；本地出生的劳动者则会从事需要与客户沟通的工作。

“低技能劳动者可能无法替代高技能劳动者，”鲍斯坦说，“但他们可以对其进行补充。以餐厅为例。低技能劳动者可能是洗碗工，高技能劳动者是服务员。”

最终，移民可能会建立自己的企业（如餐馆或诊所），为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移民通常提供烹饪、清洁或保育等服务，这帮助本地美国人腾出时间，以便在自己的岗位上提高工作效率。

长期视角

在移民政策方面，鲍斯坦和阿布拉米茨基表示，他们的研究支持从长远角度来制定政策：如果美国人愿意接受移民逐步走向成功的事实，那么就没有必要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那样，根据技能或教育程度来事先挑选移民。

右倾的曼哈顿研究所所长雷汉·萨拉姆（Reihan Salam）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我认为他们写了一本很棒的书。”萨拉姆——《熔炉或内战：移民之子反对开放边境的理由》（2018年出版）一书的作者说，“我想，我并不是真的不认同其中的许多观点。我认为其中不太令人信服的一点是：对低技能移民的需求很大。”

萨拉姆赞成更具选择性的移民政策，称这有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率，同时也能避免与低技能移民相关的一些短期社会摩擦和财政成本——这些移民可能需要获得住房或医疗补贴。

多年来，阿布拉米茨基和鲍斯坦继续在事业、家庭上不断前进。阿布拉米茨基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社会科学高级副院长。他的妻子诺亚（Noya）是一名教育家，经营着当地的一所希伯来语学校。鲍斯坦则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产业关系学系的主任。她的丈夫是普林斯顿大学犹太研究项目的研究学者拉阿南·鲍斯坦（Ra’anan Boustan）。两对夫妇都有三个孩子。随着他们的行政事务和家庭职责愈加繁重，他们让更多的研究生参与进来帮助研究。

他们的下一个项目是什么？他们将关注入境欧洲的移民，这些移民刺激了欧洲的政治右转。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我们有37位合著者。”鲍斯坦笑着说，“我觉得我快要变成一位公司经理或类似的管理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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