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面向未来几代人作出经济承诺，就必须在这十年中果断采取行动

我最近在访问剑桥大学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种不仅有利于当代、而且有利于后代的经济？

眼下，找到正确答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世界经济正面临几十年来最为黯淡的中期前景。青年人尤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支付教育费用，到求职和买房，再到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代价高昂的影响。

许多人都觉得经济形势对自己不利。许多人不仅焦虑，而且愤怒。我们眼看这种情况在社会和政治中上演，催生了“愤怒时代”的幽灵——进一步的极化和不稳定。

而我们本不必如此。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给了我启发，这篇文章就是“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它在我心里拥有特殊的地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为我的孙辈的未来思虑已久，还因为我与凯恩斯一样，始终如一保持乐观。即使是在“大萧条”的黑暗日子里，凯恩斯仍然看到了更光明的未来。

他曾经预测，再过一百年，在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推动下，生活水平将会提高八倍。事实证明，他的预测非常准确：尽管世界人口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翻了两番，但是全球人均收入却增长至最初的八倍。凯恩斯对于驱动繁荣的因素的见解在当下同样适用。

它是一个跨越几代人的进步承诺的基础。和凯恩斯一样，我想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我想回顾一下，这一承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是如何兑现的。除了生活水平的巨大飞跃以外，世界上的贫困现象前所未有地减少。在过去三十年中，15亿人摆脱了贫困，数亿人进入了中产阶级。此外，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尤其是女孩的教育水平）都出现了显著改善。

简而言之，近几十年来，世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惠及了更多的人。正如凯恩斯所预测的那样，技术和资本积累这两个推动进步的因素发挥了作用。而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一体化。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贸易增长至原先的六倍，全球资本流动增加至原先的十倍以上。生产率由此得到提高，投资也由此而扩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形尤其如此。

在我的祖国保加利亚，自从“铁幕”倒塌以来，人均收入翻了两番，这主要归功于欧盟一体化进程和全球贸易带来的惠益。保加利亚的发展进步也是由于一味“特殊配料”：国际合作，包括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协调。合作还为部分学者所称道的1945年后“长期和平”（大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冲突）的局面奠定了基础。简而言之：会谈越多，贸易就越多，我们就越繁荣。

然而，政策上已经出现了失误，尤其是未能更广泛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以及未能采取足够措施来支持那些因新技术和贸易导致失业而受到严重影响的群体。因此，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过高。目前，全球约四分之三的财富掌握在十分之一的人口手中。太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再也无法赶上发达经济体。如今还有超过7.8亿人在忍饥挨饿。

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会对社会资本以及人们对公共机构、公司和彼此的信任产生侵蚀作用。我们也看到国家之间的信任正在不断减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割裂成若干相互竞争的集团，让世界变得更贫穷、更不安全。悲哀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而我们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合作来解决那些无法由任何一个国家独自解决的无国界问题，主要是气候变化问题。

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如果说过去一百年的经历提供了任何指导意义，那么有理由相信，我们有能力再次取得惊人的进步。除此之外，我们还清楚地认识到过去有哪些东西行不通，于是获得了履行对孙辈的承诺的能力。

改变方向的力量

IMF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未来一百年的两种情景。在我们所谓的“低目标情景”中，全球GDP大约是目前的三倍，全球生活水平将是目前的两倍。而在“高目标情景”中，全球GDP将增长13倍，生活水平将提高九倍。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因为“低目标情景”是基于1920年之前一百年里较低的生活水平增长率得出的，而“高目标情景”则是基于1920年至今高得多的平均增长率得出的。我相信我们的孙辈会享受到“高目标情景”下的生活。

为此，我们需要继续致力于打造稳健的经济基本面——从价格稳定到可持续的公共债务水平和金融稳定，以及开放贸易和创业以促进增长和就业。但这些也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优化国际合作，改换经济增长方式——采用一种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经济增长方式。IMF的研究表明，减少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带来更快、更持久的经济增长。

我们必须更明智地利用资本积累。我们的孙辈的前景将取决于资本能否用得其所并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我们应当将资本用在哪里？我想强调三大优先投资领域。

第一，投资于气候经济：如今，气候冲击正在影响世界各地的经济体——从干旱、野火和洪水等灾害，到诸如供应链和保险市场等领域受到的不太明显的影响。悲观主义者声称人类将面临灾难性的最后审判。而我却看到了另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果断采取行动，特别是在眼下的十年里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实现碳中和经济，帮助确保地球的宜居性。我们必须就此作出承诺。

它意味着调动数万亿美元进行气候投资，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促进气候转型。它意味着解决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即污染者破坏我们的地球却无需承担费用。我们的研究表明，碳定价是加速脱碳的最有效途径。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二氧化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仅为5美元/吨，远低于我们到2030年需要达到的80美元/吨的水平。不过，我们也取得了进展：碳定价计划覆盖了全球排放量的四分之一，相较2015年翻了一番。投资者也作出了回应：如今，投资者在化石燃料上每花费1美元，就会在清洁能源上花费1.70美元；而五年前这一比率仅为1:1。

增加气候投资可以创造数百万绿色就业机会、促进创新，并加快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绿色技术。它还可以打断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一贯以来的联系，这样一来，随着国家日渐富裕，人们可以享受到更优质的生活而不会给地球造成损害。

第二，投资于下一次工业革命：从量子计算到纳米技术，从核聚变到虚拟现实，从新疫苗到基因疗法。创新正在加速，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以人工智能为例。它可以大幅提高世界各地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有可能会缩小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差距，帮助它们在收入水平方面赶上发达经济体。

但它也伴随着风险。IMF的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约有60%的就业岗位可能会受到人工智能影响。一半的人可能会从人工智能工具中获益，但另一半人可能会直接被淘汰。这可能会推高失业率而压低工资——凯恩斯自己在阐述“技术性失业”时就曾警告过这一点。

显然，我们需要确保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我们想要的不是深度造假和虚假信息，而是科学上、医学上和生产率上的突破。我们希望人工智能减轻、而不是加剧不平等。

各国现在必须开始着手准备：一方面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扩大再培训和技能重塑的机会。我们还需要制定全球性原则（防护机制）来确保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使每个人的风险最小化而机会最大化。

第三，投资于人：投资于卫生和教育、投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妇女经济权能，这些措施能够带来最大的红利。这是实现更优质、更公平的资本积累的核心所在。

这一点在非洲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非洲人口最年轻且增长最快。到本世纪末，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接近40%。情况与之截然相反的地区是欧洲和东亚，这些地区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有些地方人口甚至在萎缩。

我们如何才能使非洲的丰富人力资源与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市场的充裕资本更好地对接起来？对非洲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吸引长期投资者以及确保稳定的贸易流动。这意味着促进更优质的经济增长：从改善营商环境，到增加财政收入和淘汰低效支出。对于预算捉襟见肘、债台高筑的国家来说，这将为重要的社会支出创造更多空间。

仅以IMF研究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通过税收能力建设，低收入国家可以提高其年度预算收入，涨幅可高达GDP的9%——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将使它们的税收努力达到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当的程度。

如果适当的国际支持能与适当的国内政策相结合，那么非洲就会吸引到长期投资、技术和专门知识。这样就可以让非洲青年人充分发挥其潜力。

非洲的就业机会将增加，对外移民将减少；资本回报率将提高，用于帮助发达经济体实现增强其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等目标；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将更具活力。简而言之：在未来的一百年里，一个繁荣的世界需要一个繁荣的非洲。

气候、技术和人力这三个关键领域的投资至关重要。然而，需要重申的是，缺少国际合作则无法成事。

21世纪多边主义

作为IMF和世界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凯恩斯帮助全球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确汲取了教训。各国不应采取可能导致危机和冲突的内顾型政策，而应依靠新的国际合作框架。这一愿景成为了现实——“20世纪多边主义”，它已经发挥了有益作用。

现在，我们必须对它加以更新，使之适应新时代。想一想“21世纪多边主义”如何才能变得更加开放、更具代表性，能够更好地平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更新多边机构，包括IMF。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构建了自己的资金实力、工作范围和品质特征。自疫情大流行以来，我们已向190个成员国提供了约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和融资。我们向最贫穷成员国提供了紧急融资和直接债务减免。气候、性别和数字货币问题现已成为我们宏观经济工作的重点领域。

我们是经成员国授权、定期对成员国经济进行“健康检查”的机构。提供公正的分析和建议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世界充斥着假新闻且存在政治极化问题的情况下。我想，凯恩斯会喜欢他所看到的一切，并且会鼓励我们继续走下去，成为健全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源和知识的全球“传输渠道”，以及成为开展全球经济合作的终极平台。

如果少了合作，我们就无法开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最基本的观点上，凯恩斯又说对了。凯恩斯最令人铭记的也许是他在1923年写的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已死去。”这句话的意思是，政策制定者应当设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待市场力量在长期内解决问题。

这是一项行动号召，是对更美好、更光明未来的愿景。我本人决心响应这一号召，为我的孙辈的美好未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诚如凯恩斯在1942年所说：“从长远来看，几乎一切皆有可能。”

这篇文章选自作者于2024年3月14日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发表的题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演讲。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