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贸易部长俞明希（Yoo Myung-hee）谈韩国的崛起和在经济割裂中的风险

俞明希参选世贸组织总干事时，她曾向成员国表示她出生的1967年适逢韩国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当1995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被世贸组织取代时，她也在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回顾韩国从贫困和战争到全球贸易领导者的飞速发展，她将这归功于开放贸易。

作为韩国第一位女性贸易部长（2019-2021年），俞明希成功打入世贸组织总干事遴选的最后一轮，后输给了尼日利亚的恩戈齐 • 奥孔乔－伊韦阿拉（Ngozi Okonjo-Iweala）。在政府任职近30年来，她参与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及与中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俞明希曾就读于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院和首尔国立大学，目前是首尔国立大学国际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而她成长的家乡在韩国蔚山，也即现代汽车等全球贸易巨头产业的中心。 

《金融与发展》：你是在蔚山长大的，这对你在贸易方面的认识有何影响？ 

俞明希：那里大型制造设施遍布，同时也聚集着全国各地的人才。得益于多边贸易体系，我们将蔚山制造出口到了世界各地。

不过，在我担任贸易专家时，多边贸易体系并不是吸引我的地方。虽然人们常对韩国的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津津乐道，但贸易也是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1990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一位韩国农民来到日内瓦世贸组织总部大楼前试图自杀，以此抗议农业部门的市场开放。 

因此，每当讨论进一步开放市场时，我们总会遇到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活动，这使得说服公众支持贸易倡议变得困难。这些才是激发我斗志的原因——贸易决策者和谈判者的工作充满挑战，协调内部分歧和各方利益的任务异常艰巨，同时还要努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

《金融与发展》：你是如何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实际谈判中的？ 

俞明希：做好充分准备和开展国内磋商正变得重要。首先，你要进行彻底分析，了解问题的实质。最重要的是，要与国内利益相关方和有关机构进行广泛磋商，这有助于你研究备选方案、确定着陆区域，在谈判期间调整自身红线。这么做也有利于今后方案获得顺利批准和成功实施。但是，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例如，在我担任首席谈判官与美国重新谈判时，由于农业相关人士的强烈抗议，我们不得不中止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而这是在韩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项法律要求。于是，我多次会见抗议者，在做好解释工作的同时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通过如此沟通，公开听证会才得以顺利进行，事实上我们一些人甚至还成了好朋友。就这样，我们在一年内完成了谈判并获得了国民议会的批准。

《金融与发展》：2007至2010年，你被派往北京担任韩国驻华参赞，这对你后来扮演更重要角色（比如在与中国谈判中）有何帮助？ 

俞明希：当时的中国与现在不同，它正积极与其他国家展开接触，逐步开放市场。比如在2008年，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也是该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份自由贸易协定。 

我积极与中国接触，参与完成了韩中自由贸易协定联合研究，努力推动扩大中韩贸易和投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在那以后，中国的政策和经贸格局都发生了变化。 

《金融与发展》：你担任部长一年后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当时的情况又如何？ 

俞明希：作为贸易专家，我的大部分职业心血都献给了提升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市场，人们普遍认为这能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及提高生活水平。

但作为贸易部长，我发现全球格局逐渐转向更加以安全为导向的做法。有人称之为“从基于规则的贸易治理”转向“以安全为导向的贸易治理”，其强调了供应链的韧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因此，2019至2021年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开始，经济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面对这种复杂环境我必须小心行事，在促进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同时增强供应链韧性。 

尽管新冠疫情肆虐，包括韩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仍成功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实我们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已在实质上达成了一致，然后就技术问题进行了一年谈判，待缩小差距后才签署该文件。我们通过视频会议取得了这一成果，实属不易。

《金融与发展》：你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对贸易的影响？ 

俞明希：鉴于大范围的供给扰动，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开始重新评估供应链的脆弱性及风险。

疫情首先是在中国暴发，导致韩国现代汽车无法从中国进口线束。这种手工产品工艺简单，不像半导体那么复杂，但95%依靠从中国进口。疫情之下，中国工厂纷纷停产，现代汽车的蔚山工厂因线束供给中断而不得不暂停生产。后来，这家企业改从柬埔寨采购线束才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也正是在那一年启动了与柬埔寨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金融与发展》：全球经济是否面临着更大的割裂风险？韩国有多脆弱？ 

俞明希：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经济和贸易问题日益政治化，贸易方针开始以安全为导向，贸易政策与安全被融为一体。随着人们对国家安全以及美中地缘政治竞争的担忧日益加剧，全球许多国家和决策者都开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

这体现在各项政策中——比如供应链重构；在岸生产、产业回流或友岸外包等生产模式的推行；产业政策或大规模补贴的再度兴起；以及出口管制或投资审查。这些政策可能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持久影响，造成关键行业的割裂。正如IMF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所言，这可能会导致营商成本提高、企业进入全球市场受限、贸易不确定性增加，以及保护主义抬头和一系列争端。 

尽管韩国一直在努力走开放贸易道路，但这种趋势也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供应链韧性和经济安全也是首尔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已采取措施来增强韧性，包括为发展关键产业、提升技术竞争力以及实现产业多元化提供支持。

此外，我们还在积极寻求通过双边、诸边和多边安排来加强国际合作，并认识到，增强供应链韧性并不一定要放弃经济开放，而是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 

这种割裂趋势会延续到什么程度目前仍不明晰，但能确定的是未来的挑战依然巨大。因此，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必须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努力维护和促进开放贸易，同时在供应链的效率、韧性和安全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为控制篇幅和行文明晰，我们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编辑。 

杰夫 • 基恩斯（Jeff Kearns）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