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西米森（Bob Simison）对安妮·克鲁格（Anne O. Krueger）进行了采访，后者的研究帮助建立了全球贸易体系，但如今，这一贸易体系正受到威胁
当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Donald Trump）与中国开展一场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贸易战时，经济学家安妮 • 克鲁格决定表明其立场。在长达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克鲁格针对印度、韩国和土耳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让政策制定者深刻地认识到贸易在改善数百万人生活方面的重要性。但如今这一切都受到了挑战。
为了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做出回应，克鲁格在2020年出版了一部300页的著作——《国际贸易：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事》，该书有力地论述了国际贸易如何惠及数十亿人，并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她在书中写道，“贸易保护措施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贸易造成的破坏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会越来越大”
现年89岁的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仍然在针砭时弊，强有力地回击席卷全球的保护主义浪潮。她将演讲活动日程排得很满，她笔耕不辍，还为世界著名线上论坛“报业辛迪加”撰写月度专栏，她最新发表的文章包括《美国的产业政策会适得其反》、《多边主义仍然是最优解》以及《梦游般陷入全球贸易战》。
克鲁格表示，“目前的情况令人沮丧，很快，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本人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但拜登政府却倾向于高度的保护主义，这会伤害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而这并不是一个广受欢迎的立场。在发达经济体中，全球化引发的失业问题导致了长达数十年的抗议活动。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崛起引发了各国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扰动促使各国采取行动，用区域贸易集团和“友岸外包”取代了全球供应链。
但克鲁格从不拘泥于传统观念。20世纪60年代，人们曾普遍认为，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通过外汇管制和进口限制来保护本国企业。但根据她从土耳其企业直接收集到的数据来看，这些政策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她随后的研究彻底颠覆了经济发展理论。
2001至2006年期间，克鲁格曾是IMF的二号人物；再往前20年，还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她在明尼苏达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在她出版的众多书籍和研究论文中，有一篇被列入《美国经济评论》百年经典论文的“20佳论文”，这一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期刊由美国经济学会出版，克鲁格在1996年还担任过该学会的会长。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一直提名她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以表彰其研究成果对贸易的广泛影响。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 • 赖斯（Condoleezza Rice）就曾表示：“安妮 • 克鲁格绝对是一位变革性人物。”20世纪90年代，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赖斯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而克鲁格在此管理着一家经济研究所，两人成为了工作同事、私人朋友，还会一起打高尔夫。“安妮总能把事情做好。她是一位顶尖学者，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方面，她都能力超群，这一点十分罕见。其他经济学家对她的评价也都非常高。”
意外成为经济学家
根据克鲁格自己的说法，她成为经济学家其实是个意外。克鲁格在纽约州西部长大，之后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习。她学习的是法律，直到大四才学习了经济学专业。在201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著名经济学家的书中，克鲁格在自传简述部分表示，她选修经济学课程是“因为她认为一个人要想真正理解法律和政治，就必须学习经济学。”但克鲁格无力承担法学院的学费。之后，她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奖学金。“这就是我踏入经济学领域的缘由。”她在书中写道。
195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克鲁格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此后她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1982年前往世界银行工作。她后来写道，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对发展中经济体不利，因为它们在出口市场不具备竞争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且应直接开展投资或至少补贴国内制造业。
克鲁格如今表示：“我们都希望看到人们过得更好，尽力帮助穷人。”保护主义政策本想做到这一点，但没有奏效。她注意到，自从印度和中国开放对外贸易以来，全球贫困率大幅下降。
1965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任职时，克鲁格与土耳其几十位商人交谈，解释了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会导致走私和严重浪费。她写道，这些行为不胜枚举，例如“用船成批地‘出口’石头，再将其扔进海里（以获得出口补贴）、对烟草等商品进行错误分级（烟草检查官接受农民贿赂后，夸大烟草质量），[以及]过剩囤积备件甚至整台机器，导致浪费”，以规避进口管制。
随后，克鲁格在1968年调查了印度50多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她写道，其中一些供应商向她提供了“三套账簿——一套给税务人员看，一套给公共投资人看，还有一套给管理人员看”。研究了土耳其和印度企业如何应对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后，克鲁格得出了一些结论，在此基础上，她撰写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该文于1974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
在该文中，她记录了贸易限制和进口许可证等政策对公共福利带来的成本，这些政策促使一些市场参与者依靠经济学家所称的“租金”牟利或直接收取“租金”。《美国经济评论》称该文是创刊百年发表的20篇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正是在该文的推动下，“大量关于腐败和治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文献”纷纷涌现。
《美国经济评论》称：“该文发现了寻租活动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一个分析其中福利成本的框架，由此扩大了政府在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的经济分析范围。”其他有作品入选“20佳论文”的经济学家还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 •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保罗 •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及罗伯特 • 希勒（Robert Shiller）。
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 • 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后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0世纪70年代，克鲁格与贾格迪什共同组织了一系列会议和研究，重点关注10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该项目针对每个研究国家分别推出了研究专著，贾格迪什和克鲁格还分别撰写了一本概览书。
克鲁格写道：“令参与者、甚至我们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该项目研究的10个国家均报告了许多同类现象。”研究表明，限制性进口政策的成本超过了收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取消了自己大部分的进口数量限制，而将目光投向更现实的汇率政策，并大幅降低了关税。”
颠覆性的政策观点
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 欧文（Douglas A. Irwin）表示：“克鲁格将现实世界的经验与理论基础结合起来，展示了特定政策的扭曲成本和福利成本。”道格拉斯还表示，这些研究结果改变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贸易政策的看法。
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贸易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克鲁格写道，韩国政府引入更开放的贸易体系后，经济顺势腾飞，数百万人也因此受益。韩国的变化以及土耳其和印度类似举措带来的结果使克鲁格相信，开放的贸易政策会带来广泛收益。
克鲁格写道：“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资源也有利于更有效地解决环境等社会问题。随着人们摆脱贫困，他们对更好环境和其他公共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使政府可以更容易地解决这些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著名贸易专家阿文德 • 帕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表示，“克鲁格改变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思维，推动更多国家实现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她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数百万人摆脱贫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1982至1986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克鲁格调整了这家致力于减贫的全球性组织的政策，确保政策与她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她回忆道，世界银行1983年年报写道，她成功取消了该组织为国有旅游设施提供贷款的业务，并减少了该组织对农业投资的歧视。
2003年，克鲁格担任IMF第一副总裁后，她需要为首席经济学家这一空缺职位寻找人选。为此，她向认识多年的经济学家拉格拉姆 • 拉詹（Raghuram Rajan）表达了意向。
拉詹表示，“我告诉克鲁格，我不懂宏观经济学，但克鲁格开玩笑地说，她也不懂。”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克鲁格认为IMF需要深入了解金融业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而拉詹的研究领域就是金融。
拉詹表示，“金融部门可能会让事态严重恶化。危机出现时，政府会被迫救助金融部门，这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压力。”作为克鲁格手下的首席经济学家，拉詹帮助IMF提高了评估各国银行业稳定性的能力。拉詹后来还担任了印度央行行长，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应对债务危机
在IMF任职期间，克鲁格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提出了“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即“SDRM”，而该机制最后因政治原因被迫搁浅。但在过去二十年里，发展中经济体无力偿还债务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缺失确实影响了数百万人。
克鲁格在报业辛迪加2023年4月的专栏中写道：“穷人不应该为世界债权大国之间的分歧买单。”她提到了一年前发生在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她写道，由于斯里兰卡政府无法获得债务减免，因此无法购买粮食、燃料、药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国际社会应对主权债务紧急情况的程序亟需改进。”
克鲁格提议，在帮助资金短缺的债务国制定对债权人（包括私人金融机构等）公平的债务重组计划方面，IMF应发挥核心作用。SDRM将包含公司破产重组的特点，例如在债务重组期间保护债务人免受债权人的诉讼。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国际法律框架，能让多数债权人代表全部债权人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消除有人拒不同意的问题。
克鲁格在她2023年4月的专栏文章中指出，贫困国家获得的贷款，几乎有一半来自中国，但中国“拒绝像其他债权人一样减免贷款”，这对于解决斯里兰卡等国的危机构成了巨大阻碍。
最终，由于美国、英国和七国集团的反对，克鲁格的建议未能采纳。克鲁格在该项目中的高级助理马修 • 费舍尔（Matthew Fisher）表示，“人们并不希望让一个非选举产生的国际组织【IMF】去干涉合同权利并实施贷款减计”。
相反，国际社会采用的是一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的做法，即将集体行动条款纳入政府债券条款中。这些条款给出了一项机制，即由多数债券持有人做出适用于所有债券持有人的决定。
IMF现任法律部总顾问罗达 • 威克斯-布朗（Rhoda Weeks-Brown）表示：“如果克鲁格没有努力推动SDRM计划，我们甚至都不会有这样的成就。”当布朗参与该项目与克鲁格一起共事时，她还是IMF法律部的一位初级职员。“对IMF来说，SDRM是一项非同寻常且富有勇气的创举，克鲁格有远见也有能力领导该计划。”
克鲁格坚持认为，SDRM“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生效”，她的一些同事也这样认为。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肖恩 • 哈根（Sean Hagan）表示：“SDRM虽然被宣判了‘政治性死亡’，但它的思想意义依然还在。”肖恩当时在IMF法律部工作，后来担任IMF法律部总顾问。
克鲁格表示：“政府陷入困境是因为政策制定不当。所以我们需要像IMF这样的机构来审查政策，并指出哪些政策需要改变。”
“自然之力”
在克鲁格的职业生涯中，她已达到了偶像级地位，正如一些同事所说，她具备一种非凡的“自然之力”，是一位坚强、有毅力的人。然而，尽管克鲁格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有一个方面她不太愿意讨论。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詹表示，“作为一名女性，克鲁格突破了各种天花板，这可以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她如此优秀，以至于没有人会说她取得目前的成就是因为她是一名女性。她之所以取得现在的成就，是因为她太过优秀。她行事极为出色，且从不提及此事。她让其他人感到轻松。”
布朗认为，克鲁格是人们的灵感源泉和榜样。“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女性，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属不易，这也是她值得学习的地方。她是IMF首位女性第一副总裁。女性视她为榜样，因为她有先见之明、性格坚毅、行事高效。”
而克鲁格却说，她只是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鲍勃 • 辛普森（BOB SIMISON），自由撰稿人，曾供职于华尔街日报、 底特律新闻社和彭博新闻社。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