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尼特 •弗拉格（Karnit Flug）强调央行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重要意义
2013年，新上任不久的以色列央行行长卡尔尼特•弗拉格刚刚参加完政府的经济政策会议。在返回央行的途中，她一直犹豫是否应该公开自己在会上的讲话。然而，还没等回到办公室，她就看到媒体已对此进行了报道。她深有感触地回忆道：“我当时就明白了，在政府会议这样的场合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私人言论。我们必须掌握话语权，避免别有用心之人对你的言语断章取义。”
当前，世界各地的央行正寻求应对通货膨胀和全球经济衰退的挑战，而它们也正经受着外界空前密切的观察。弗拉格与《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尼古拉斯•欧文（Nicholas Owen）畅谈了央行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重要意义，回顾了过去的政策成败，分享了自己从研究型经济学家到成为以色列央行首位女行长的个人历程。
《金融与发展》：以色列上次出现通胀激增的现象是在20世纪80年代。您认为今天的情况与当时有相似之处吗？
弗拉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很难找到相似之处。1984年，我们的通胀水平触顶，当时物价涨幅达到445%，财政赤字巨大，约占GDP的15%，债务率达到280%。当时的央行并不具备独立性。为了稳定局势，当时的以色列政府修订了央行法，增加了“禁止印钞条款”，以阻止央行为政府赤字融资。因此，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
然而，以色列议会中的一些人正在向央行施压，要求其创新举措，比如在上调按揭抵押贷款利率时对单身房主予以豁免。我希望这些议程不要继续推进。即便是这些议程不再推进，这些讨论本身也可能导致央行的自我约束，从而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纵然这些讨论不会改变货币政策，它们也可能影响预期，而这本身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总之，这些举措毫无裨益。
《金融与发展》：您在担任央行行长期间推行过的改革曾引发争议。对于今天的央行人士们，如果他们与政策制定者意见相左，您有何建议？
弗拉格：我担任行长时，通胀率和利率都很低，因此货币政策并没有引起争议。然而，根据最初的1954年《中央银行法》，以色列央行行长还兼任政府的经济顾问。这并不是个象征性的职位——其会真真切切地与政治系统，特别是财政部产生摩擦。依照传统，这些建议是完全公开的：它们是与政府讨论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助于公众讨论。
我对此的主要建议是，在分析自己的观点时要透明、专业。此外，我也建议应在高水平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公共辩论。
《金融与发展》：如今，央行是否还能保持很大程度上不受问责的状态？在全球面临经济衰退的艰难情况下，应该展开更多讨论来评估紧缩货币政策的代价吗？
弗拉格：问责制有不同的形式。通过要求透明度和进行专家评估，问责制可以得到加强。同时，活跃的公共辩论也是问责制的一部分。但您实际上是在问我，央行是否应该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从而实现通胀目标。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政治家们仍然倾向于通胀。这种倾向曾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通胀。政治家们认为，为了促进经济活动和就业，可以容忍略高一些的通胀水平。但实际上，这个度很难把控。通胀水平上涨可能导致通胀预期上升，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胀，形成螺旋效应。这种基本的通胀倾向仍然存在。我认为没有人可以通过权衡取舍，精确地设计稍高一些的通胀水平以换取更活跃的经济活动。一旦通胀开始加速，就很难控制，而相关成本（包括福利成本）可能非常高。
《金融与发展》：央行过去的操作有没有出现失误？如今央行正在实施加息，并要求我们相信它们。而央行过去曾通过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今天我们不是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吗？
弗拉格：我认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大的问题，并且实际上还避免了世界陷入更深、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发挥的领导力和他从过去吸取的教训极其重要。在某些地方，货币政策伴随着宏观审慎政策一起执行，旨在缓解极低利率对某些资产市场的影响。在以色列，我们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按揭抵押贷款市场的限制措施，确保不会积聚过高的风险。
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再次需要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扩张应对措施。在这方面，我认为撤出极端财政和货币支持措施的时间太晚了。尽管经济复苏非常强劲，但一些政府仍继续采取极端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且货币政策仍然保持极度宽松。当需求的强劲增长遇到供给约束时（先是由于中国等地的停工停产，然后是乌克兰战争），通胀开始迅速上升。我们只关注了供给侧冲击，却没有及时认识到需求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通胀迅速攀升的部分原因，当然，这也促使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快退出扩张政策。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仍然未能及时退出扩张性政策。
《金融与发展》：我很好奇，您是如何从一位专注研究的经济学家，成为每天不得不做出艰难政策决策的央行行长的。这段经历是否改变了您进行经济研究的方法？
弗拉格：我的研究背景，尤其是在以色列央行管理研究部门这十年的经验，帮助我在决策时能够有效运用研究成果。它让我清楚地了解研究模型能够回答哪些问题，同时也了解使用模型得出答案存在哪些局限性。此外，我的研究背景还让我能够更好地评估在决策过程中，哪些地方适宜使用模型，哪些地方需要依赖基本理论或是对最新数据的简单分析。
《金融与发展》：您是以色列第一位女性央行行长。您认为这对您本人和国家来说都有重要意义吗？
弗拉格：接到任命通知的那一刻，我更在意自己是第一位来自基层的行长，一名从央行的年轻经济学家起步，一路晋升到最高层的人。在我之前，所有的央行行长都是外部任命的知名经济学家。同时，我也深感责任重大。
在以色列央行，我丝毫没有感受到身为女性对我的职业晋升产生任何干扰。但我很早就意识到这意义重大——媒体上关于我成为第一位女行长的报道有很多，我跟学生们见面时，也总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成了某种榜样。
当我参加IMF或国际清算银行的行长会议时，我惊讶于女性行长如此之少。有时候，作为唯一的女性，面对三四十位男性行长的场面确实有点令人不安。但是久而久之，我逐渐适应了这种局面。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出现在了这些会议上。
为控制篇幅和行文明晰，我们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编辑。
尼古拉斯 • 欧文(NICHOLAS OWEN) 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