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遏制通货膨胀需要增加而非减少国际贸易
今天通货膨胀的激增，来源于供应链扰动与巨额财政赤字的相互作用。新冠疫情与之后的俄乌战争冲击了供应链，造成了产品的短缺。富裕的工业国通过大规模财政计划来应对短缺、不平等和社会压力。在随后的通胀螺旋式上升中，支出增加导致需求增加，从而造成了更多的短缺。另一个恶性循环可能会随之而来。食品和燃料价格不断上涨可能引发世界各地的不满与抗议，甚至会造成革命与政府崩溃。
通胀螺旋似乎预示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全球分裂成相互竞争的不同集团，它们追求代价高昂的“友岸外包”战略（即将产业转移至友邦），同时试图为竞争对手设置障碍。大国对全球化的好处进行反思，同时试图保护其认为至关重要（或具有战略性）的资源。这些因素累加在一起，将最终冻结全球经济的增长。
尽管近期全球化受到了攻击，但历史表明：全球化可能是政策调整的一个错误目标，且全球化为解决通胀螺旋上升提供了一剂解药。十九世纪中叶的“饥饿危机”和1970年代的“石油冲击”是最早引发全球性通胀爆发的事件。在这两次事件中，新技术都极大改变了全球供应体系，扩大了全球化，并导致了通胀的长期下降。因此，肆虐的通胀最终推动世界更多（而非更少）走向全球化，而这带来了广泛的好处。
如今，同样的力量也很可能发挥出作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有利物价环境既得益于更加完善的央行政策，也反映了世界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一个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压低了富裕国家的工资，而较贫穷的国家则希望实现货币稳定——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全球市场融资。
决策者和学者已经发现了全球化与世界各地向低通胀过渡之间的关系——这种过渡首先发生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之后是亚洲新兴市场，最后甚至也出现在拉丁美洲（在那里，人们一直生活在较高的通胀之中）。2005年，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指出，全球化和创新是“能够解释过去十年情况（即所谓的‘大缓和’）的任何一种理论的基本要素”。而近至2021年，现任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还提到了“持续存在的逆通胀力量，包括技术、全球化，也许也包括人口因素”。
存在着一种全球化推动通胀下行的历史模式。通常人们眼中的现代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饥饿危机”。其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随后发生了大萧条。最终，一场全新的全球化在1970年代开始起步。以上事件中的两个转折点——1840和1850年代，以及1970年代——都是从物资短缺和通胀激增开始的（见图1和图2）。
变革性的技术
在上述两个情况中，运输技术的突破都推动了创新性的全球化。蒸汽机带来了铁路和轮船，使人们征服了大陆和海洋。而在1970年代之后，集装箱大大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而在那之前很早的时候，相关的发明就已出现了。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早在1770年代就建成了可操作的蒸汽机，而第一艘集装箱轮船则是1931年下水的。
在两种情况中，都是巨大的冲击——十九世纪中叶的“饥饿危机”和1970年代的油价飙升——将有趣的想法最终转化为了变革性技术的。正是价格大幅上涨造成的扰动，为实现创新的变革性力量创造了条件。只有在短缺的环境下，巨大的回报才能得以实现。
创新的广泛采用依赖于政策的选择，其中首先是要消除商业上的障碍。政府改革意味着公共当局承担了更多与管理经济有关的任务，包括引导贸易自由化进程、推动立法来彻底改变企业方向等。在十九世纪，新的公司形式重塑了企业，这包括有限责任股份公司和以创新方式调动资本的全能银行。新的黄金供给和银行创新相结合，导致货币和价格飙升。
各国重新实现了价格稳定和货币秩序，并就一种可在国际上适用的稳定货币框架达成了共识——各国寻求一种机制，使它们能够吸引资本流入，或是进一步推动其全球化。在十九世纪，这种机制是金本位制。在二十世纪后期，这种机制则是现代的央行通胀目标制。在那之后，一种新的理念逐渐成形，其涉及货币稳定并要求政府重新关注其核心职能。
期望历史如今再次重演，是否现实呢？从历史看，当局在最初应对威胁性波动时会开展反方干预，并寻求本国更多自给自足。但这种做法很少成功。它增加了成本并助长了通胀。它使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更难实施。特别是，制度的设计问题——如何开展全新的公司立法、管理公共采购、运行新的金融体系——并无简单的答案。要实现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就需要大量学习，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经验是无价的。
政治余波
在之前的转型中，很少有人能安之若泰。这些时期充满了动荡不安。在十九世纪中叶，世界各地的很多政府都被推翻了，且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搞清楚下任政府是否比上届更好，更有能力或是更有效率。他们需要学习。在1970年代，人们普遍对民主的可行性存在怀疑，且这种怀疑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当时，世界也经历了与今天类似的多重复杂危机，思考出路在何方。但有一条出路。社会、选民以及政治领导人也开始与其他国家的调整和实验进行比较。在十九世纪中叶和1970年代，人们很快发现：不向世界开放的政府表现更糟。
如今也已有迹象显示：人们正在认识到这一点。伴随退欧公投，英国（凭借其政治制度的侥幸）在2016年开启了其在政治、监管和经济上的脱欧进程。到了2022年，其带来的损失已变得更加明显：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政府试图推动一套激进的独立增长方案，而其随着该政府的转瞬即逝而失败了。英国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在最初，欧洲各地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运动被反欧盟立场所吸引，但随后它们很快都退去了。
今天，反对专制和反对民主的抗议活动都日益高涨。这些抗议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对管理大流行病、战争甚至信息技术的现有做法感到不满。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将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并赋予人们更强的能力来解决当今存在的广泛问题——卫生健康、能源政策、气候问题、甚至是安全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各方开展跨国行动、进行协调。与过去的蒸汽机或集装箱船类似，今天我们需要的科技突破已经存在。例如，信使RNA疫苗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缓慢研发的状态，其被主要用于应对罕见的热带疾病。这种技术被应用于新冠疫情，这提供了一个模式——在那之后，该技术已被应用于治疗其他疾病（主要是癌症）。
同样，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的相关技术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由于必要，这些技术的应用很快就得到了普及，引发了一场革命——它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更便宜地使用相关资源。如今的远程办公（包括跨国办公）就相当于过去的通信革命。信息技术的应用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减少实体出行的同时，进行更多的交流。
在以工业革命为中心的最初一轮全球化中，少数国家的制成品与众多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商品进行了交换。1970年代，日益复杂的供应链则推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当前，众多危机正催生出一种由信息流动塑造的全球化。不同社会应对全新数据革命的能力将存在巨大的差异。当今的全球化有可能掀起一场系统优化革命，使人们能够更便宜、更便捷地使用先前技术变革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才是真正的“降低通胀法案”。
哈罗德 • 詹姆斯（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也是IMF的历史学家。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