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错误、善于倾听、捍卫数据并避免使用行话，将有助于这些专业人士的参与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来指导贸易、税收、监管和经济稳定方面的决策，从而帮助制定政策。一些时候，主流经济专业人士会引领重大的政策辩论，对世界各地的政府产生影响。

但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日益被边缘化。虽然他们仍在央行和多边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政治领导人更可能优先考虑意识形态和权宜之计，而不是经济分析。与此同时，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已经减弱，这源于引人注目的政策失败、日益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以及那些往往并不可靠的全新信息来源对专家权威越来越大的挑战。

然而，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对于改善政策结果仍至关重要。21世纪的多场危机表明，宏观经济管理不善会造成广泛的困境和社会运行紊乱，带来深远的政治后果。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证明在减贫、教育、劳动力市场等领域存在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些见解如果能更好地纳入政策制定，则可带来更好的结果。

为了重新获得影响力，经济学家必须更有效地与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进行接触。当前，各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经济专业知识，经济学家如果不能适应风险，则会在政策辩论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不容回避的现实

经济学家为政策对话带来了必要的工具：他们熟悉相关研究和工具，可帮助预测不同的政策选择将如何发挥作用。但经济学家有时并不受欢迎，这源于以下的根本原因：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植根于权衡和约束。经济学家会解释说：必须在A和B二者间做出选择；但政治家（和公众）往往希望两者兼得。如果我们能够在不增加公共债务的情况下削减税收、增加支出，在不加息的情况下遏制通胀，在不失去工作的情况下扩大全球贸易，那么政策制定工作会变得容易很多。但这种权衡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政治上往往不方便予以承认。

经济学家必须接受这种思维。他们需要参与政策对话，因为这会改善决策的结果。决策者应该希望听到这些现实——毕竟，没有人会在不权衡成本的情况下进行大笔的个人购买或投资。即使最终的决策受到非经济因素的驱动，了解经济权衡的领导人也将能更有准备地面对批评。

政策制定者不愿接受困难的事实，这并不是经济专业人士被边缘化的唯一原因。有些问题是经济学家自己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维持、增加经济专业人士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有四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承认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倾听人们的忧虑，坚持数据诚信的标准，以及更有效地与政治家和公众接触。

从错误中学习

公众对主流经济学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经济学家的职业有时会与本可避免的困境联系在一起。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认识都比较迟缓。即使在泡沫变得明显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仍低估了泡沫破裂对更广泛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程度。

新冠疫情后的通胀飙升提供了一个更近期的例子。许多经济学家过分重视暂时性的因素，低估了通胀的持续性。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情况背后的原因复杂且多样，此外，诸如俄乌战争等冲击是出乎意料的。不过，对于那些需求过剩推动通胀上升的国家来说，如果其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也许本可缓解通胀的飙升。

经济学家应受到多少指责，这一点值得商榷，但公众信任的丧失却是真实的。正确的应对措施并不是抛弃经济框架，而是澄清它们是如何被误用的。就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言，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包括对市场失灵、监管设计缺陷和助长冒险行为的广泛研究。各方正在理解新冠疫情后的通胀形势，而这必须继续成为一个优先事项。

更广泛地说，经济学家绝不能让对问责（或政治偏见）的恐惧成为阻碍他们的因素。例如，关于通胀的讨论就因意识形态问题而蒙上了阴影，这使各方更难得出客观的结论。保持透明，对修订持开放态度，以及诚实地对待证据——这些都是展现经济学仍是一门重要学科的最佳方式。

倾听担忧之声

经济学家也需要认真对待人们表达的关切。对中国迅速融入全球贸易的强烈抵制，就是一个警示。经济理论表明，失业的劳动者会找到新的机会。但由于住房成本、社会关系或其他障碍，许多人不能或不愿搬家。这些摩擦导致了比预期更为持久的扰动和更大的抵制。

同样，公众对21世纪20年代初通胀飙升的反应表明，这一事件的成本超出了标准经济思维的预测。研究表明，通胀使人们需要关注评估价格和工资是否公平，并需调整财务计划，这带来了巨大的认知成本。平均而言，“诸如工资往往会跟上通胀”这样的陈述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掩盖了重要的差异。例如，在美国，许多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在21世纪20年代初更快上涨，但这种增长并非普遍存在。

认识到这些担忧，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经济原则。这意味着需要更细致地理解人们所经历的经济变化。忽视这些担忧会削弱经济学家的可信度，并降低良好政策理念获得关注的可能性。

数据可靠性

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对数据的严格使用，而经济学家在参与公共辩论时，应坚持同样的诚信标准。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数据和可视化工具可及性的提高，使每个人（包括经济学家）都更容易滥用统计数据来支持单薄的论点。但如果在当下屈从于诱惑、以这种方式赢得辩论，可能会在长期破坏人们对经济分析的信任。

随意使用数据也会削弱人们对官方统计数据的信任。如果指出政府数据与其他来源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又不指出它们在方法、覆盖范围或定义上的差别，可能会给人们一种“官方指标存在缺陷或被操纵”的错误印象。在当前时期，统计机构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和预算压力——而上述的粗心比较可能会损害高质量、无偏差政府数据的持续可得性。

有效接触

经济学家需要认识到：他们所认为的最佳政策，在政治过程的更广泛考虑下可能并非最优。在这些情况下，经济学家应该提供尊重这些考虑因素的其他方案。灵活性并不是对原则的抛弃，而是认识到治理的现实。

经济学家也需要开展清晰的沟通。技术术语也许能给人带来专业知识的光环，或将非专业人士排除在讨论之外；但这并不是一种可以持续施加影响力的策略。经济学家应该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复杂图表。简洁是平易近人，而不是居高临下。

最后，经济学家必须与更广泛的公众开展交流，而不仅仅是与政策制定者们接触。政客们会对其选民作出回应。如果专业建议是为了影响政策，那么相关专业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这意味着需要使用能够触达每个人的渠道和工具。

经济学家永远不会受到各方的普遍欢迎，他们也不应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作用是提供严格的分析来改善决策，而不是说人们想听的话。但为了保持影响力，经济学家必须能承认错误，更好倾听，保护数据，并开展有效沟通。政策制定者需要经济专业人士，即便当他们拒绝听取其意见时也是如此。挑战不在于如何让经济学受到欢迎，而在于如何让其在政策对话中保持重要性，平易近人，得到尊重。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