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已经并可继续成为全球减贫工作的核心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人均实际GDP翻了一番，这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其他地区的显著增长。这些成果的大部分都惠及了全球贫困人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生活水平在每天2.1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世界人口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44%下降到了2022年的9%。

这些进展原因何在？最近的研究表明，教育是包容性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在过去50年里，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学校教育机会均空前扩大。这有力地提升了生产率，对贫困人口来说尤其如此。根据我最近一篇论文（Gethin，2023年）中的研究结果，自1980年以来，教育带来了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一半，也带来了全球最贫穷20%人口实际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二。

这就要求我们持续关注扩大教育机会。AI等新技术为生产率增长和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机遇。然而，这些收益到底有多大，以及谁将从中受益，将取决于能否形成足够多的熟练劳动力。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普及基础教育一直是教育政策的核心，它取得了积极成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扩大人们获得高质量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实现公平和效率。教育不仅能确保各国高效利用全球创新，还能保证各方广泛分享其利益。

教育减贫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他们对于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穷人的生活水平仍知之甚少。为了应对这一研究挑战，我建立了一个微观数据库，其中包含了150个国家的统计机构在2019年前后开展的调查。这些调查涵盖了劳动力和个人收入。我将这些数据与1980年以来教育程度演变的历史信息相结合。

这让我能够首创性地衡量一个代表了全球95%人口的样本中收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我可以针对每个国家和不同的教育水平，计算出随着人们接受更多教育，个人的收入增加了多少。我还能够从中观察教育如何影响了收入不平等——这是估计教育的减贫效果的关键所在。

这项分析表明，四十年来，教育一直是包容性增长的一个强大驱动力。1980年至2019年，全球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如果没有教育程度的提高，那人均收入的改善幅度恐怕只有一半。研究还表明，对于全球最贫穷的20%人口，教育为他们带来了实际收入增长的60%至70%。如果不作出大量努力来扩大学校教育机会，世界将变得更加贫穷和不平等。

为什么教育在减少全球贫困方面如此成功？出乎意料的是，仅靠基础教育并不能解释这些巨大的影响。高等教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能让更广泛的劳动者群体分享高技能的工作。同时，它也为低技能劳动者腾出了就业机会。

我们可以印度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为例，这些国家拥有大规模的传统部门和小规模的现代部门。在这类经济体中，许多劳动者在农业部门从事着极其低效的工作。随着教育的普及，其中的一些劳动者可以从事更多的高技能工作。

但余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雇用太多的人，则每个人的边际生产率可能会相当低。当一些人离开时，剩余的农场劳动者的生产率会提高，因为总产出基本保持不变，而这会推高他们的工资。

因此，这两类劳动者都会从学校教育中受益，传统部门的低技能劳动者甚至可能会受益更多。这种效应是巨大的，而且，它们在塑造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分配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关于教育在提高经济效率和公平性方面作用的任何讨论都应围绕这种效应展开。

这种现象凸显了另一个重点。教育的加总效应和分配效应，取决于雇主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演变情况。近几十年来，巨大的技术进步使高技能劳动者极大受益。这种基于技能的技术变革是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一个主要驱动力，美国的大学入学率增长不够快，无法满足对熟练劳动者不断增长的需求。

教育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推动全球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如果没有教育的推广，技术变革就无法带来多少经济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只会使范围小得多的一部分熟练劳动者受益，这在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在一个技能和技术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教育和创新政策应该齐头并进。换句话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远大于技术变革、贸易全球化或其他因素。相反，学校教育和其他重大经济转型相结合，才一直是减少极端贫困的关键所在。

超越基础教育

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将普及基础教育置于减贫政策议程的中心，其原因有二。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正在下降，而基础教育的收益是最高的。其次，改善基础教育机会能使低收入家庭极大受益，这在仅有少数精英能获得高等教育的欠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

然而，在许多国家，这两种说法都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我的研究结果与传统观点相反，它表明：从一个人的收入角度来说，较低教育水平的学校教育年回报率并不会更高。例如，在印度，一年的初等教育将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2%至3%；一年的中等教育将使一个人的收入比只受过初等教育者高出6%至8%；一年的高等教育将使一个人的收入比只受过中等教育者高出13%以上。

这些差异是巨大的，对不同教育政策的宏观经济效果具有重大影响。此外，我的分析所发现，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可能会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产生显著的间接积极影响。其他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的此类溢出效应尤其显著，因为用其他类型的劳动者取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并不容易。换句话说，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高等教育的高回报率表明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并未得到满足。满足这一需求可能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不平等的关键所在。

当然，这不一定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应该改变其资源的用途，将之用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其中存在着重要的权衡取舍：高等教育的人均成本通常更高，且高技能劳动者在完成学业后更有可能移民。总的一点是，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当局应该密切关注不同水平学校教育回报率的巨大差异，以及预期的劳动力需求演变。

质量还是数量

另一个被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应该继续扩大教育机会，还是应集中精力提高教育质量。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考试成绩显示，发展中经济体的教育质量十分低下。这导致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越来越强调应优先考虑教育质量，以促进经济发展。

但我的研究表明，教育数量而不是质量，才是全球减贫的核心。从1980年到2019年，世界上未受学校教育人口的比例从35%下降到了15%，至少接受过一定中等教育的成年人的比例从25%上升到了60%。与此同时，考试成绩显示的教育质量则停滞不前。

印度在1994年实施的“地区初等教育计划”尤其能说明问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高拉夫·卡纳（Gaurav Khanna）发现，该计划显著扩大了初等教育机会，但对教育质量则未产生影响（Khanna，2023年）。然而，它使学校教育的年收入增加了13%。自1980年以来，全球减贫的三分之二源于学校教育机会的扩大，因此，仅仅关注教育的质量似乎不足以促进更多的包容性增长。

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有时不会像评估其他经济因素那样评估教育政策：他们假设教育具有10%的固定平均回报率。然而，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回报率要高得多。如果不能扩大教育机会，各国将错失一个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巨大契机。

因此，在教育方面，当局应该展望未来。考虑到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的重大进展，扩大教育机会可能会特别有益，甚至可能比过去更加有益。这也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该积极推动政策来鼓励采用这些技术。对于所有经济体而言，教育与其他方面都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除非与其他补充性的政策相互结合，否则，单凭教育本身不太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