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把以文字为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数学学科

如今的经济学家鲜少查阅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尽管这一著作因揭示了市场运行的规律而备受赞誉。当代经济学家往往更倾向于阅读简练并含有清晰方程式的期刊文章，而不是亚当·斯密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涉及历史、社会和经济分析的巨著，需要花上好几个下午才能勉强读完。

亚当·斯密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20世纪后期，他的思想得到了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理论的倡导者的拥护，但当代经济学家的建模方法和数学工具箱与斯密的文学、人文主义方法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经常用他们高度抽象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证实斯密著名的概念“看不见的手”，并解释实施社会有效市场经济所必备的条件。斯密模糊的隐喻被尖端的数学计算清晰表达出来，为了得到实际运用，它被应用于一个简化到连斯密都几乎认不出来的经济模型中。

但是，从十八世纪冗长的“政治经济学”向二十世纪数学化的“经济科学”的转变，要比以斯密为中心的叙述所体现的更加迂回曲折。在斯密的巨著出版之前的几十年里，法国出现了模型研究的早期震颤，后来演变为一场重塑经济学的地震。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弗朗索瓦·奎奈（François Quesnay）（路易十五的主要情妇蓬帕杜夫人的私人医生）在六十多岁时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得到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第一个经济思想家学派。奎奈从有机体中的血液循环中得到启发，创造了第一个经济模型，即1758年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这是一张由之字形折线构成的图表，描绘了经济中货币和商品的流通。

启蒙运动的理性

经济表写成于工业革命前夕，奎奈认为，经济价值最终来源于农业，特别是“净产品”：即农民获取了维持生计所需的东西后剩下的东西。当农民支付地租后，地主才能购买衣服和家具，工匠才能购买食物；这些剩余通过经济流通并推动经济发展（“之”字形折线代表连续几轮的支出）。就这样，奎奈的经济表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代提出的关于收入循环流动和乘数的理论埋下了伏笔。作为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忠实拥趸，奎奈试图使用一致性和理性原则来分析经济学问题，这是现代经济学家的口号；在早期，经济学思想的方法不具备系统性，并且深受传统和宗教的影响。

迈向现代经济学风格的另一个大踏步发生在十九世纪初，当时一位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读罢《国富论》受到启发，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为经济学领域带来了具有严谨性和逻辑性的新标准。他把经济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农场，其土地的肥沃程度各不相同。当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上升时，农民将不得不在不太肥沃的土地上也种上庄稼。然而，在更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庄稼的农民并没有因此获得更高的利润；相反，地主却从中受益，因为农民为了争夺最肥沃的土地，愿意支付更高的地租。李嘉图从一些假设开始，坚定不移地开展逻辑思考，通过长长的推理链条来分析，并最终得出结论：地主倾向于以牺牲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利益。

李嘉图的研究使他的一位读者、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十分高兴，在此之前，他已经对当时他所认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无能而彻底感到厌倦。（他声称，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可以很轻松地“用女士的扇子把他们的‘真菌头’吹成粉末”。）但是，当德·昆西拿到李嘉图的文章并阅读第一章时，他感到十分惊喜。德·昆西认为，李嘉图终于发现了正确的经济规律。它们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那些能力欠佳的经济学家只能挣扎其中，试图理解混乱的现实但却以失败告终。

小型经济世界

李嘉图巧妙地运用了简化和假设，以专注于研究眼前问题的本质，也即建立一个经济模型。李嘉图主要通过文字描述构建模型，奎奈以图表方式构建模型，但二者都没有用到当今经济学中使用的抽象数学。研究经济学方法的当代历史学家玛丽·摩根（Mary Morgan）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出现始于经济学家对“小世界”的想象：将经济现实提炼为模型，无论是数学模型还是其他模型，这成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经济学学科的基础。正如植物学家对蝴蝶特征的研究一样，经济学家也研究一种模型如何表现以及它与其他模型的比较，对于小世界应该代表的更大的世界，他们有时几乎不予参考。通过这种方式，经济学家“探究”了他们的模型。他们还使用这些模型来“探询”：了解模型实际上揭示的更大的外部世界。奎奈以他的经济表为依据，认为对法国农民的高额征税正在扼杀经济，因为这些税收减少了宝贵的净产品规模。

经济学中最负盛名的小世界之一是每个经济学学生都会学习的富于独创性的埃奇沃斯盒状图：一个简单的矩形，其中包含许多的点，每个点代表一对商品组合（如苹果和香蕉），这些商品被分配给组成一个经济的两个人。顶部是重叠的“无差异曲线”，代表每个人对这两种商品的偏好。从两人最初的苹果和香蕉分配情况开始，该图显示了如何进行商品交换以达到“社会最优”结果（当在不损失另一方利益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无法从进一步的交易中获利）。

从盒状图中的任意一点开始，都有可能通过交易达到一个更有效的位置。可能的起点包括每个人拥有相似数量的商品，或者一个人几乎拥有所有商品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通过这种方式，效率和分配被分离开来：有些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但却非常不平等。盒状图优雅地展示了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成果——第一福利定理，它确立了竞争性市场的效率，并且其几何结构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数学语言，以及演变为复杂的一般均衡理论，有些人认为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现代化身。

数学方法

埃奇沃斯盒状图以十九世纪末的数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弗朗西斯·埃奇沃斯（Francis Edgeworth）的名字命名，是经济学中所谓的边际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该革命引入了微积分来表示变量的“边际”变化，例如边际效用（由商品消费量的微小变化而引起的该消费者效用的变化）。从那时起，经济学的小世界中，数学方程式越来越常见。在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采用了数学方法，包括从凯恩斯的著作中发展出来的宏观经济学、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开创的增长理论、基于博弈论的现代工业经济学，以及将理论模型与数据联系起来的计量经济学。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不仅是风格的变化，而是反映了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方式。斯密认为，人们的行为被各种动机和欲望所驱使。在做生意时，他们会讨价还价，来做成一笔好的生意，但他们也谨慎、正直、对他人抱有同情心，也有能力感知到无聊和沮丧。为了将经济行为纳入其严密的模型中，现代经济学抛弃了这些复杂的人性特点，转而强调那些更加简单和高度程式化的特点。埃奇沃斯盒状图所描绘的不是充满激情的人类，而是冷血无情的“经济行为人”：独立的意识点，不谋划、不好胜、不嫉妒、不沮丧，而是冷静地在他们可选的一系列商品之间做出一致的选择。他们的身份仅仅在于他们有能力根据理性的规则做出选择，而他们思维的单一性使得他们很容易被锁定在简单的矩形或方程中。

李嘉图利用他的理论来推动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在听到他提出的理由后，一位议员说，“李嘉图的争论使得他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显然，李嘉图严谨的推理风格似乎很新颖也很奇怪，但人们对于经济学家标新立异的看法至今仍然存在。二十世纪初伟大的奥地利经济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经济学转变为一个建模学科的一些后果表示了强烈反对。特别是，他抨击李嘉图设计的理论遗漏了社会现实中重要但不便于研究的复杂方面。熊彼特认为，为了形成逻辑链，李嘉图进行了十分彻底的抽象和简化，以至于他的结果实际上是重言式的。熊彼特对李嘉图的抨击过于严苛，但批评者仍在继续指责经济学家沉迷于“李嘉图恶习”——永远玩弄那些巧妙而优雅但完全不切实际的经济模型。

在本世纪初，经济学家因未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而受到批评。有人说，他们对“理性行为人”的假设使他们忽视了高级金融领域中显而易见的非理性和渎职行为。他们缺乏古典经济学家的广度，他们狭隘的眼光未能发现实体经济中的病态，而这些病态会给许多人带来经济痛苦。同样，许多经济学家现在也认识到了不平等加剧的负面后果，但这种认识是否与他们的概念理论相悖？在埃奇沃斯盒状图的小世界里，资源的分配是通过矩形中一个点的位置来表示的，这种方法高度抽象，以至于完全剔除了影响谁在财富斗争中获胜的制度和权力的混乱历史。

经济学家是否以牺牲“探询”为代价来进行“探究”？如果是这样，那么挽救措施不一定是要全盘放弃建模和数学方法，而是更有意识地使用它们来支持经济学早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可用的成分可能已经存在了。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之外，一直存在着基于多种方法的非正统经济思想传统，而最近经济学的主流分支已开始拓宽其研究方法。特别是，新兴的行为经济学领域已经引入了使用心理学概念的更加符合现实的经济模型。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700页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大获成功，这表明，人们仍然对那些呈现宏大历史叙事和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有力批判的大部头书籍感兴趣。好的经济学很可能会继续依赖于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以有益的方式简化现实，同时使模型能够取得适当的平衡，既使模型本身具有吸引力，又让模型成为窥探混乱难测的经济现实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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