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经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热浪、干旱、飓风、洪灾等造成的破坏，不仅对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生计造成严重冲击，还可能对一国财政造成深远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人员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国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或韧性，可以直接影响其信誉和借款成本，且最终影响其主权债务违约的概率。
多年以来，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已为人们所知；但对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主权风险这个问题，现有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而我们的发现则为气候变化与主权信用评级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这项研究是建立在类似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它们首次将气候变化脆弱性与主权违约风险联系在一起。 与之类似，我们的研究发现气候冲击和主权债券收益率之间存在联系。
在所有这些研究结果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那些应对气候冲击准备不充分（包括因为缺乏政策空间而准备不充分）的经济体——更易遭受气候变化带来金融风险的严重冲击。
气候信用评分
若能更好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主权信用评级，就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有益的指导，帮它们掌握可以安全地借入多少资金以及借款成本将有多高。
为了衡量脆弱性和韧性，我们使用了美国圣母大学“全球适应倡议”开发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和韧性数据集。这些数据反映了一国对气候相关破坏的总体敏感性以及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我们使用了1995至2017年包含6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一国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对其主权信用评级产生了不利影响——即使是考虑了主权债利差、信贷价值等传统宏观经济决定因素后也是如此。
在样本国家中，一国的气候变化脆弱性每上升10个百分点，其长期（10年期）政府债利差（相对于美国国债）就会上升大约30个基点。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一国的气候变化韧性每提高10个百分点，其长期政府债利差就会下降7.5个基点。
但当我们将样本分成不同国家组别时，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存在巨大差异。
气候变化脆弱性对发达经济体的债券利差和信用评级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则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其适应及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较弱。气候变化脆弱性每上升10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政府债利差就会上升150个基点以上，而气候变化韧性每上升10个百分点，这些经济体的长期政府债利差就会下降37.5个基点。平均而言，这比所有国家的这一数字高出5倍。此外，位于第25和第75个百分位上的国家在气候变化脆弱性方面的差异达到233个基点，在气候变化韧性方面的差异达到56个基点。
债务违约
我们使用相同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和韧性的国别数据，研究了气候变化与主权债务违约之间的联系，发现二者也存在类似的趋势。
我们使用同一时期（1995至2017年）包含1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与气候韧性更强的国家相比，气候变化脆弱性较高的国家面临着更高的债务违约概率。
我们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在控制主权债务违约的常规决定因素后，与气候变化脆弱性较高的国家相比，气候变化韧性可以降低主权债务违约的概率。
提高气候韧性
如果不采取足够的措施，全世界将无可避免地经历气候变化。气温上升、气象规律变化、冰川消融、风暴加剧、海平面上升等无疑增加了脆弱性——在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
随着各国寻求在新冠疫情后实现可持续复苏，气候韧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财政能力有限的发展中经济体可受益于其他工具，包括巨灾险、债务与自然资源置换等——这些工具旨在调动资源并投资于具有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和环保措施，同时减轻其债务负担。
同时，还可通过一系列措施减轻气候变化对公共财政的压力，降低与较低信用评级有关的借贷成本，这包括：推行具有成本效益的减缓、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提升结构性抵抗气候风险的能力，包括建设具有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通过财政缓冲和保险计划加强财政韧性；提高经济的多元化，降低对气候敏感部门的过度依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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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han Cevik 现任IMF西半球部高级经济学家，从事加勒比国家相关工作。在2018年11月加入西半球部之前，Cevik先生曾就职于IMF财政事务部以及中东和中亚部。此前，Cevik先生曾在摩根士丹利和野村证券担任全球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
João Tovar Jalles 是里斯本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此前，他在葡萄牙公共财政委员会担任高级经济学家。João还曾在IMF、经合组织和欧央行担任经济学家。在学术上，他曾于巴黎政治学院、阿伯丁大学、剑桥大学和利斯博亚大学任教。Jalles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财政政策、绩效预测、结构性改革、宏观金融联系、能源经济学等。他曾撰写大量文章，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他拥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