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年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良好的增长。但很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尚未赶上发达经济体。
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速，要使当前生活水平方面的收入差距缩小一半，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分别需要50年和90年以上的时间。
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的研究发现，若在六个领域同时推行重大改革——国内金融、外部金融、贸易、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治理，一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生活水平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的速度能加快一倍。这能在未来六年中使产出水平提高7%以上。
更大的改革空间
改变政府运作方式的政策——即结构性改革——很难衡量，因为这些改革涉及难以量化的政策或问题，如就业保护立法或国内银行体系的监督质量。
为解决这一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库，涵盖国内和外部金融、贸易、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结构性规章。相关数据覆盖了90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过去四十年的大规模样本。在五个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世界治理指标中的治理质量（例如，国家如何控制腐败）。
新指标显示，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的大规模改革浪潮以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改革步伐在21世纪初有所放缓，尤其是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虽然这种放缓反映了发达经济体上一代的改革，但继续推进改革仍有充足的空间，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次是中东和北非以及亚太地区。
改革能提振增长和改善生活水平
基于我们对48个现在和以前的新兴市场和20个发展中经济体改革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改革能带来显著成效。不过，改革见效需要时间，且不同类型规章的改革效果存在差异。例如，与1992年埃及类似规模的国内金融改革在实施后的六年中使产出平均增长约2%。反腐措施的效果比较类似，短期内比较显著，中期内稳定在约2%。在其他四个改革领域，外部金融、贸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六年后的产出增长约为1%。
对于一般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研究结果表明，若在本章考虑的六个领域同时推行重大改革，未来六年中产出增长将超过7%。这将使人均GDP年增速提高约1个百分点，使收入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的平均速度加快一倍。基于模型的分析（捕捉改革更长期的效果并揭示改革影响经济活动的渠道）表明，从更长期来看（超过六年），产出增长幅度是实证模型得出结果的两倍。
改革提振产出的一个渠道是降低非正规性。例如，降低企业进入正规部门的壁垒会鼓励部分非正规公司转型为正规公司。正规化能提高公司生产率、增加资本投资，进而提振产出。因此，当非正规性普遍存在时，改革的成效往往更为显著。
确定改革的正确时机、措施搭配和实施次序
部分改革在经济强劲时效果最好。当经济形势良好时，降低解雇成本能提高雇主招聘新员工的意愿；而在经济形势不佳时，雇主更倾向于解雇现有雇员，放大了经济下滑的影响。同理，在信贷需求疲弱时，增强金融部门竞争可能使部分金融中介机构退出市场，进一步削弱经济。
在经济薄弱的国家，政府应确定改革的优先顺序，如加强产品市场竞争——不论经济形势如何都能见效，设计其他改革来缓解任何短期成本——如当前实施就业保护改革时加入“改革将在晚些时候生效”的条款——并在必要时辅以货币或财政政策支持。
若改革措施搭配恰当、顺序合理，也能取得最佳效果。重要的是，治理更强劲的国家通常改革效果更好。这意味着加强治理能为经济增长和收入趋同提供支持，不仅通过直接激励更多正规生产型企业投资和招聘，也间接放大其他领域改革的效果。
最后，为履行改善生活水平的承诺，改革必须得到再分配政策的支持，使所有群体广泛受益——如稳固的社会安全网和帮助工人转行的项目。为确保改革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它们需要惠及所有而非部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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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e Furcer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处长。他拥有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他在欧央行财政政策处和经合组织经济部宏观经济分析处担任经济学家。他在核心学术和政策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涉及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国际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等众多领域。
Romain Duval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顾问，牵头结构性改革议程。他在学术和政策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涉及结构性改革、增长、失业、改革的政治经济问题、商业周期、货币政策、汇率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广泛的领域。他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